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投资大众的惊恐情绪无疑是由股市大师们所引起的，因为他们不断地将这次的事件和1929年的经济大崩溃做对比。1929年经济大崩溃的预警是：高失业率、工厂倒闭、物资缺乏，失业的银行家在街头卖苹果或是擦鞋。此种景象在低失业率及经济全力发展的1987年，有可能发生吗？

1929年时，所有商品都待价而沽，却没有人买得起；但如今大型金融机构争相吸引企业客户，想把手上的资金借给它们。更好的是，这些钱都是在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着，而且还有更多的资金可供企业使用。从经济情况看来，一点也没有金融危机或是经济衰退的征兆。

另外还有一点不同，现在世界经济体系不再是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在经济有需要时，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1987年10月20日，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一定会满足市场上每一笔资金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此外，黄金价格并未如预期上涨，反而是国债的行情直往上冲，这是市场对这个国家及其制度深具信心的一种表现。不信任只表现在股票市场上——股价下跌，导致对股票的信任感下降。是谁决定了反周期现象？是少数人！那些能够战胜1987年市场危机的人，就能够获得这本书所说的超额利润。

1929年，每个人都犯过错，我曾经这样写道，大众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了解和发现。一次小小的利率上调不应该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最重要的是，1929年的噩梦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各个媒体最终将会发觉，教授们的观点又错了。1987年11月初，也就是崩盘不久后，来自世界各地的33位教授齐集于华盛顿，在研讨会中他们提出了对世界经济最悲观、最夸张的预测。之后，我马上写道：“啊！美丽的世界，这33个教授让你不知所措了！”《明镜》杂志的一位记者针对我的乐观主义做出如此反应：“我还是坚持我对世界经济的负面评估。我无法理解像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这样的‘股市专家’怎么会对世界经济做出那么正面的预言。”他的文章让我觉得好笑，尤其是用到了“股市专家”这几个字，不知他是否也曾用过“股市教主”或“股市教父”这样的词汇？“股市专家”是不是人们可以给别人的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头衔呢？我宁愿被人们称为作曲家或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一件漂亮衣服和一条定制的裤子，可以把一个股市投机客变成绅士。”

不过我也得到过媒体的正面回应。1987年年底，我在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为2000人做了一场演讲。和我一同演讲的是根舍先生，他讲了外交事务，而我则讲了对于经济和股市的未来展望。《南德意志报》做了深入报道，并写道，在最悲观的时刻，听到这样好的消息是多么令人愉快啊。语义错误：垃圾债券《明镜》杂志的那位记者不懂得语义学规则。这种不合时宜的称谓或恶意，我经常遇到。

“组合保险”概念的疯狂之处在于，我之前已经说过：人们为自己的房屋购买了保险，然后再把房子卖掉。另一个例子是“银行商人”（bank kaufman）这个词，我可以接受“金融商人”这个概念，但是把银行和商人放在一起却是矛盾的：银行家经手的是钱，而商人经手的是具体的商品。他们的兴趣点完全不一样：银行家关心的是利息，越高越好；商人当然也要关心利息，越低越好；前者寻找的是安全，而后者要的是想象力。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相互“对立”的。

“垃圾债券”（junk bonds）在华尔街流行多年，原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及之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债券，以及几十年前的苏联及其他类似的证券。这些债券及股票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派发股息。但我常常冒险从中挑选“可靠的”垃圾债券并投资，也真的从“二战”后的德国及意大利的债券中赚了一笔钱。两年前我也曾考虑是否要持有一定比例的苏联国家债券，也许还能再次获得成功——这得感谢戈尔巴乔夫。

在美国有一种公司专门发行这种垃圾债券，这种公司借助外部资金，收购被投资大众低估了价值的企业。

这种新型债券与一般稳当的投资不同，投资回报率不只是16％～18％，投资人虽然必须自行承担风险，但有可能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因为这种债券的利息收益，比信用最好的国家债券要高出8％～10％。

在某种程度上，发行垃圾债券的公司知道这种投资有成功的可能，同时也必须承担风险，这意味着，发行公司将自身的命运与被收购的企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而其风险在于，被收购的企业现金流量可能不足以支付利息，最糟糕的情况便是发行垃圾债券的公司破产。若是如此，发行公司的债权人（即购买债券的投资人）就得接受延期偿还或是本息损失。

发行垃圾债券的公司陷入经营困难时，还有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将发行的债券转换成股票。就因为这个做法，直到今天，只有部分垃圾债券发行公司真得破产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无风险的获利，若不是有一些冒险家拿自己的钱做赌注，让想象力自由延伸，就不会有蒸汽机的发明和今天的汽车和计算机，也不会有美国的摩天大楼、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或其他世界奇观。世界就是一项探险，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一项风险事业。

股份公司的子公司、股票发行公司、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起始点，那就是冒险。

罗马的先知加图在传道时说，贸易和航运业应该深入思考金钱和利息问题，应该成立企业。“人们不仅要开办一家航运贸易企业，你和49个朋友一起驾船出海，50个人一起去探险。”

“冒险”这个词给人以不严肃或浪漫的色彩，而在17世纪，它具有非常准确的法律含义：开拓一个新殖民地。企业创始人和股东称得上“冒险”。这个词在最古老的股票——1670年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的契据上可以看到。传统上，在装嵌着厚实的桃花木天花板的大会议堂里开年度大会时，主席的开头语就是“尊敬的冒险家先生们”。

在哈德逊湾公司第一次发行股票300年后的今天，“Venture”（意指风险企业，风险投资）一词又再度风行起来，最初是在华尔街流行，几年后传到了欧洲。这个词同时也是创业投资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广告词，也是新公司发行股票时常用的字眼，早先德意志银行就是这么做的。

如今德国对创新企业的推销方式让我充满疑虑。只要浏览一下报纸的广告页，就可以看到最诱人的获利承诺。过去25年，有太多奸商在所谓的投资行业中吞噬了好几百万资金。最近则有一大批股票经纪人利用这个时髦的字眼来胡作非为。近期的事件有IOS基金、石油控股公司、贴现公司以及类似的“企业”都留下了印记。

我们对投资风险必须要能够处之泰然，因为没有风险就不会有进步。金钱投资本来就是不断冒险，以前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这点当然不会妨碍我及我的伙伴去分辨出投资目标的良莠。接纳“冒险”，拒绝“骗子”——那些只是皮包公司。

所以，对于今日相当受欢迎的上百种投资事业而言，垃圾债券已不是“垃圾”。甚至连电信集团AT&T也已经决定，它们的养老基金要减少对绩优股的投资，增加对风险事业的投资。很有可能因为风险事业的投资不在股市交易，从而导致投资人无法看清楚股价。

风险是清晰可见的：在发生经济危机甚至是经济衰退时，垃圾债券便会陷入困境。于是公司的收购人便无法以之前的合理价格卖出资产，以偿付债权人手中的债券。

大多数的企业收购行动是看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投资行为，因此当被收购公司的负债维持不变时，其市值便会大幅上涨。

我们也不要忘记，因为垃圾债券的利息比一般水平要高，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债券持有人会处于较有利的位置。大约4年后，当初付出的购买价，就可以以复利的方式收回了。

金融市场的表现有时也会非常歇斯底里，投资人可以从中看出，这是大型的收购给整个债券市场带来的巨大震荡。投资人对此所产生的恐惧是，其他的大公司也可能会被收购，因而会使旧债券的信用度走低。

总之必须有买主，才会发生收购。美联储绝不会允许美国发生经济衰退，因而会供给充足的流动资金以稳定美国经济。思虑不足和言过其实

在过去10年中，有不少恐慌制造者不断预言世界经济的衰退，其中一个便是我的好友、法兰克福的前银行家菲利普·福莱赫·冯·伯特曼（PhilippFreiherr von Bethmann）。他以前经常在《法兰克福日报》刊登整页的广告，警告人们世界经济即将全面崩溃。他的公开言论想必花了大把银子，而《法兰克福日报》则因他的恐惧做了一笔好生意。

大约5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里面全是一些世界末日的预言家，他们一个个把情况描绘得越来越黑暗：“我们要思考，如何才能把资产移往美国，让资产得到保值。”后来，我真的受不了了，便站了起来，与邻座的女士告别。“您想抛下我们吗？”她问我。“抛下你们？”我答道，“是的，我要走了。”遗憾的是，这一幕被一个记者看到了，他不喜欢我，因此把这件事在《时代》杂志登了出来。

恐慌制造者们不仅自己惊慌失措，而且希望别人也相信全面崩溃就在眼前不远，只是我们还没意识到。就像诺克医生（Dr.Knock）那时的所作所为，他是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笔下讽刺剧本中的一个角色，这出戏在战前德国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人们都还记得其中的台词：“每个人，不管自己觉得怎么健康，实际上都是一个病人，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亲爱的读者，不要轻信那些大师的话，重要的是看他说了些什么！哪怕他是教授。去年夏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阿尔巴赫论坛。这个论坛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消遣之地，毫不奇怪，再次来到这个风景优美、充满了咖啡香气的地方，我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放松。即便是在法国，阿尔巴赫的成功也值得效仿学习，可以称得上是“教授相约之地”了。

我不喜欢和教授们打交道，但去年夏天，我还是和三位经济学教授凑在酒吧里喝了一杯。其中两位教授的专业是外汇，但是他们的狭窄视野还是让我困惑不已。他们完全不了解国际外汇交易中的精髓。我告诉了他们一些事情，他们也有认真听。其中一位教授在因斯布鲁克大学读过书，我把我的《美元怎么办？》送给了他，供他做研究时参考。

我并不是说教授都是一无是处的，我感谢他们教给我字母表和外语，但是在经济预测或者股市方面，他们就像占卜者或占星师，对我没有太大帮助。我记得法国大文豪蒙田曾说过：“我宁愿听一个前天主教牧师废话连篇，也不愿听我儿子在小酒馆学说外语。”

罗伯特·普莱切特（Robert Prechter）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股市大师”。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便以极负盛名的股市大师身份在世界各地买卖股票。1987年8月，他预言1988年道琼斯指数会到3686点，就如同一位气象学家预测在8月15日时的气温会是摄氏25.4度一样。10月股市崩盘后，普莱切特马上将他的道琼斯指数预测调低到1300点，几周以后甚至降到400点。股市当然可能上下波动1000点，因此这些预言绝对算不上什么先见之明。只要在混乱的时代，这样的“股市大师”就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头来。

还有一位就是罗伯特·法雷尔（Robert Farrell），他是美林证券的分析师，也是华尔街最受欢迎的股市观察家之一。在一篇有关科技股的股市评论中，他写道：“股市正准备往周期高点攀升，然后再下跌至谷底，但是也可能延续向上爬升的力道，到达一个出乎意料的高点。”这些人的评论就和以下叙述一样不具任何意义：当公鸡在粪堆上啼叫时，就表示天气会变或维持原状。

这使我想起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说过的话。1907年华尔街崩盘时，一个记者问他对未来股市发展的看法，他回答得十分简洁，却有许多含义：“股市将会高低震荡。”如果我是他，我会再加上巴黎市徽上的那段话：“它摇摆，但永不坠落。”（Fluctuat nee mergitur）

股市大师吹嘘的例子相当多，多到可以再写一本书。

结论是，投资人应该永远保持最高的警惕，以防范这些算命师和预言家。但遗憾的是，大众总是健忘的。而且，大师们所做的承诺越大，投资大众就越容易轻信。大多数的人总是想，这次总该像大师们所说的那样了吧。他们渴望有预言家，并将曾经一两次成功预言股市经济的人尊奉为“股市大师”。

至于政治界、经济界内部人士所做的预测，也不比那些自命为专家的人更准确。20世纪30年代时，我常常去伦敦，那里住着我的一位匈牙利朋友，也是我年轻时最要好的朋友巴洛格勋爵，他是工党的经济顾问。从巴洛格处我可以得到一些伦敦股市的内线消息，巴洛格曾经是Falk公司的分析师，这家公司的股东都是像凯恩斯勋爵那样赫赫有名的人物。凯恩斯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奇怪的是，我通过朋友从这家公司得来的股市内线消息，没有一条是正确的。

凯恩斯倒是从投机操作中赚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投机过印度卢布、法国法郎、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这些投资大都是做空操作。他的外汇投机相当成功，但是进入股市就不是这样了。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期间，他也曾在华尔街投资并一直坚持到牛市来临。

最近有一位新的“股市大师”在美国政坛崛起，就是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他曾是里根总统智囊团的一员，据说现在是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但我不相信这个传闻，而且至今我也未见到能证实这个传闻的蛛丝马迹。

为何我会这么说呢？5年前，我曾和费尔德斯坦谈过话，我问他，美国的石油进口量有多少。他摇摇头，尴尬地回答，他真得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外贸政策的权威竟然不知道石油进口量有多少。美国进口的石油可是占了全球石油总出口量的1/4呢！

费尔德斯坦（他同时也是教授）应该会用到这个答案，以估量如何消除美国贸易逆差及国家预算赤字吧？照他的看法，美元应该会再贬13个格罗森（Groschen）以平衡贸易赤字。以他对美元的强烈抨击，不如说他是美国外贸游说集团的代表，因为美国外贸游说集团总是不断地为美元下跌找借口。若是要我来反驳费尔德斯坦的所有主张，那么本书的页数一定会暴增两倍，所以，我只能到此打住。

日本产的汽车（第三大进口商品）进口到美国太贵了，因此日本人在努力实现在美国制造汽车。在美国，已经实现了每5辆车里有1辆是日本人制造的，很快会变成每3辆车中有1辆是日本车。这些汽车将很快出口到海外，为美国带来贸易顺差。

再有就是：日本汽车工业提前两年卖出了几十亿美元，美元汇率虽然不是非常划算，但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毕竟还没有人预订汽车，更不用说开始制造那些汽车了。我倒想请教一下费尔德斯坦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创立乐观主义学派

专门分析股市危机的“股市大师”以经济方面的理由来解释下跌的股市行情。

华尔街股市在伊拉克对科威特采取武力攻击后急剧向下探底。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股票玩家、股票投资者或是股票经纪人对中东爆发的闪电战，除了恐慌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正确地说，引发这一股市反应的，并不是萨达姆·侯赛因，而是最新公布的美国失业率。当失业率从5.2％升至5.5％的消息在华尔街传开时，山姆大叔的股民们又一次神经紧绷起来。几个月前，股市才因为另一个理由而出现过重跌：当时的失业率下降。但是股民们认为，当大家对经济环境一片乐观时，美国的股市就要下跌了。

糟糕的是，这些美国证券交易的内行沦为了统计数据的奴隶，有一天，他们甚至掉到了极度悲观的深渊中，理由是上扬的经济景气指数会使美联储停止降息。第二天，他们又担心，因为听别人说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突然间华尔街的证券就好像掉进冷柜一样。要是利率降了，同时又传来企业的好消息，情况又会如何？

最近一个月的美国就业报告让华尔街陷入了恐慌，因为数据显示经济景气度出现了下滑。然而真实情况是：一年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就公开宣布美国经济增长率将恢复到2％～2.5％，以使经济适当降温。现在他成功了，投机者反倒不满意了。

格林斯潘实现了他的承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为2％～2.4％，但是股市对此无动于衷。华尔街一直在追问明天会发生什么。股市投机客就像是在玩轮盘赌，在红区或黑区下注，无论买进还是卖出，都要等第二天开市才会知道结果。

大多数的专家当然可以在一大早就知道要买或要卖，但是，人们真的有办法在早上就计划晚餐要吃多一点或少一点吗？难道多吃或少吃与胃口或是菜单上提供的餐点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真正的专家是不会在意短期震荡、阿拉伯独裁者以及失业率的。聪明的投资人也不会在意股市算命师，他们在道琼斯指数跌到3000点时便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道琼斯指数曾经两次来到2999.75点。“当指数无法越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点位时，就会再次下跌。”这是每一个技术面分析师都知道的理论，这套说法和美国著名的股市指数走势图有异曲同工之妙。股市指数走势图其实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拼成的，股市的3000点门槛就和1000点门槛、2000点门槛一样，不具有太多意义。

更重要的是，自1925年以来，很多中等市值的股票，股价已经翻了百倍以上，而绩优蓝筹股也上涨了25倍之多。

我要以最诚恳的态度说：所有这些年来不断预测经济崩溃的股市教主们的预言，都还未曾发生过。他们已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那一天的来临，但到时他们会心满意足地说：“不，我没有这样说过！”我的回答是：“有！你有！”即使发生了伊拉克危机，他们的预言仍然是错的。股市并不如这些人所讲的那样，相反，甚至可能和1939年战争爆发时一样，突然冲到高点（这种既成事实现象，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

大多数的美国证券投资经理都错过了道琼斯从1900点狂飙到3000点的行情，自此之后，他们不断想追上大盘指数，但指数老是比他们的动作要快。现在华尔街的投资人只想在股市跌到谷底时再进场。

许多股票经纪人也希望股市跌到低点，他们因为害怕进场而建议顾客不要买，但之后总是会挨骂。此外，股票经纪人之间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观气氛，他们拉长了脸四处奔忙，因为他们当日的业绩无法和开销持平。每日1.5亿的成交量是交易所维持盈亏平衡的最低要求，但是即使这个数字并不算大，他们还是经常达不到。

同样是这帮“股市大师”，在1987年10月股市危机发生之后，他们就曾预言会有如同1929年经济萧条所引发的通货紧缩，这些人这次声称通货膨胀即将出现。他们的推论是，过热的经济一定会导致引发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通货膨胀会使美联储提高利率，而较高的利率则会让股市下探底部。

现在，“股市大师们”每天都毫不犹豫地将任何小事件解释成即将发生通货膨胀的前兆。失业率创新低，不好！有很多新的工作机会，不好！出口贸易量上升，也不好！因为这些会让经济更热而造成通货膨胀。

这些片面、短视的新闻分析，对股市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投资人必须要有整体性的考虑，眼光也要放远些。调高利率不表示利率一定会高过公司业绩的利润增长率。尽管高利率会发挥刹车的作用，但刹车所造成的行情下跌一定不会引起崩盘。而且，经济冷却已经明显被感受到，因为美联储在过去一年里持续和缓地提高利率，它们已稳稳掌控了经济发展。

一直害怕通货膨胀的那些人可能会问，难道最好的避险工具不是黄金吗？但在我眼里，黄金根本就是毫无利用价值的资产。虽然黄金的价格相当低，但是现在苏联却因为西方国家对其经济抵制较为松弛而不断卖出黄金，以购买许多从前买不到的货物。

虽然黄金的走势如此之低，但其行情也有可能因某些政治事件而有少许上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便是影响金价走势的一个事件。苏联利用这个机会，趁机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黄金。

那么，当通货膨胀缓慢发展时，什么是最好的投资工具呢？

几周前，我路过维也纳的科特纳街，1919年时的记忆突然闪现在脑海中。有一天，一位因战争受伤的军人撑着两根拐杖站在某一个街角，一串鞋带捏在他的手里（后来我才知道事实上只有一条）。这个军人不断地叫卖，许多老维也纳人都还记得：“不是稻草，不是纸，真的是日用品！”这段话让我联想到我想用来叫卖的一句：“不是黄金，不是白银，真的是日用品——股票！”

最后我要说的是，世界上有一个由教授、经济学家、经济专家组成的悲观学派，他们与股市危机预言家和天性悲观者、银行危机、利率危机和其他悲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在此我要宣布，我将成立一个反专家的乐观主义学派，随时欢迎任何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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