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时任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东山干部群众战风沙、种绿树，把‘福建省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东山岛变成了宜居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位人民的好县委书记仍然活在人们心中。”白发苍苍的宋鸿恩说，与谷文昌同龄的原鲁山在莆田建水库，为人民谋福祉，也同样治沙造林，说原鲁山是“莆田的谷文昌”，当之无愧。

1976年，年轻的宋鸿恩被派去配合原鲁山处理文字等工作。虽然在原县长身边时间不长，但一些经历却令他终身难忘。

宋鸿恩说了两件原鲁山与老家平海有关的事。

现在的平海镇鱼美民丰，可过去这里风沙满天，飞沙走石，人都要倒着走，是原鲁山发动群众植树造林，成功治沙，才有今天宜居的村庄。平海人民感谢他，把他当恩人。现在还有人把他像神一样敬重，在心里敬奉。

“我平常跟他下乡调查研究，他都有吩咐，在乡下用餐，一定要低标准。有一次在平海调研，午餐时上了一个稍微好点的鱼。他怒问，怎么这鱼都出来了？我解释说平海靠海，村民家别的没有，只有鱼虾。他听后才消了火，在补交一元钱伙食费后方才吃饭。” 宋鸿恩说，原鲁山生活简朴，他是山东人，一日三餐，只要有米饭、葱即可，来点面食就算好的了。

在宋鸿恩的印象中，原鲁山文笔好，是当时县委常委中算文化水平高的，素有“秀才”之称。有一次，他跟随原鲁山下乡驻点笏石，晚饭后他们出去散步，当时笏石镇正举行灯会，原鲁山看到整顿后的笏石镇面貌大改观，当场赋诗一首“悬灯结彩金鸡鸣，圣火银花不夜城。十音八乐福祥献，笏石豪光万里行”。

原鲁山一生可谓历经坎坷，但他在艰难的环境中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1981年，聊天中，他觉得原鲁山“很冤枉”。原鲁山听后，严肃地说：“像父母一样，有时也会错怪孩子，我们要体谅父母，承受这个担子。”可见他对党的忠诚。

1997年，原鲁山病重，宋鸿恩前去医院看望，并照顾他一个多月。原鲁山在弥留之际对他说，你要好好活着，要好好工作，要好好读书。其景其情，恍如昨日。

“原鲁山逝世多年了，但他的人格魅力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原鲁山精神已成为我的家族财富。”时到如今，宋鸿恩仍用老县长的品格品行教育后辈。

曾担任过原鲁山通讯员的董天富说：“他在生活中从不搞特殊化，十分简朴，克己奉公。这种作风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受益一辈子。”

1958年至1963年，董天富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成为原鲁山的通讯员，对原鲁山的日常生活情况较为熟悉。

“就拿出行交通工具来说，那时，县委县政府只有一部老旧的吉普车，本来是给县长用的。结果，原鲁山把这辆车让出来，方便常驻东圳水库工地的一位副县长出行。平时，如果县长要下乡到忠门等较远的乡镇，我就得提前去买班车票。这跟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董天富说，有时班车票还买不到，但也没去找人“开后门”，而很多时候，老县长就骑自行车下乡。

在吃穿等生活待遇方面，董天富说，原鲁山历来没有提出特殊的要求。饮食上，基本上是在食堂吃，与大家吃得一样。老县长不喝酒，会抽烟，几乎没有什么应酬，接待任务也非常少。穿着方面，就是一两套中山装，还有一件礼服在正式场合穿，另有一件南下时带来的黄色大衣。鞋子总共就3双——皮鞋、布鞋、凉鞋。“那时，我们看他凉鞋有点破了，就建议他换双新的，但他拒绝了，说还可以接着穿。”

董天富说，原鲁山没有把亲属带在身边。也没用手中权力为子女生活、教育、工作谋私利。那时，领导干部一般会把子女送去念大学工农预科，但原鲁山却让儿子去三明支援工业建设，“这让我当时感到很不理解”。老县长月工资120多元，每个月都从中寄50元回老家，以供家用；其他的用于伙食费、买烟等，基本也剩下无几。

董天富说，那时会议少、文件少，干部很少呆在办公室，平常如果要找县长，就要到基层下面找，因为他经常下乡。莆田县这些大的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按当时的财力要建成这些工程，真的是很不容易。

“老县长对事业忠心耿耿，敢于担当，记得有一次，东圳水库工程面临着溃坝的危险，他连夜赶到坝头发表广播讲话，作指挥部署。那晚，他和我是打着手电筒走去工地的，路况复杂，十分危险。”

“作为他身边工作人员，原鲁山的作风让我深受教育，我也一直都没找他办私事、提要求。”董天富说，后来，自己走上领导岗位，曾任涵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都以原鲁山为榜样。现在退休了，他也经常教育子女要学习老县长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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