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门窗头像图片大全

文章目录：

1、我在北京做门窗，最喜欢读加缪的《异乡人》2、铝合金门窗工程标准做法与质量控制指南3、刘作虎 朴素的，本分的

我在北京做门窗，最喜欢读加缪的《异乡人》

北京双桥像一个江湖，每日来往着各行各业务工的人，其中包括来自江西安义，做门窗生意的老杨。老杨17岁的儿子军军读高中，在题海挣扎之余帮父亲代理门窗品牌，他懂事，也想把书读好。

但作为典型的留守儿童和“寒门学子”，军军依旧在教育选拔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纠结过后，他放弃读大学，继承了和父辈相同的宿命——来北京做工，在奔波中不断消磨他少年时期的理想。不忙时，军军爱读加缪的《异乡人》，他尤其喜欢书中的一句话：“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像军军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就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附近。他们作为“小镇做题家”长大，作为“打工人”在底层漂泊，他们是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无法返回家乡，也融入不了庞杂的都市生态，就这样“悬浮”在社会上。

水电工人、小区保安、菜场商贩......在一次研究中，清华大学社会学家严飞选择将“附近”作为方法，看见身边具体的、鲜活的人，关注当下社会中断裂与渴望并存的“悬浮”状态，探寻该如何在快速跳动的城市脉搏下保持清醒，找寻自我。

下文选摘自严飞所著《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经出版方授权推送。

#01 地图上的距离

北京是有江湖的。来自安徽做装潢的师傅，大部分聚集在顺义的李桥村、半壁店村，还有朝阳的东窑村、东辛店村、金盏村；来自浙江经销小商品和服装的，大部分住在丰台的大红门、木樨园；来自江西做门窗的，则普遍集中在朝阳双桥的管庄、三间房。

双桥之所以叫双桥，是当初建造的时候，并排修了两座桥，跨于通惠河上。通惠河在花园闸和普济闸之间，河道向北有一段凸起来的弯道，形似龙背，故俗称这段河道为老龙背。双桥正好建在老龙背的最高处，桥南路西是双桥村，路东为老龙背村。清代《日下旧闻考》曾记载：“双桥在柳巷之西，通州、大兴界也。”

老杨的店铺就在双桥东路上，说是店铺，实际是一间小门面房，代理了一个门窗厂的品牌，在北京专门做断桥铝、铝合金、塑钢的门窗型材，建筑工地和家装都做，已经做了快20年。

《 十七岁的单车》

老杨来自江西省安义县，这个在南昌市下面的小县城，是中国的“铝材之乡”“门窗之乡”，当地大部分人都在全国各地从事着铝型材及门窗的产业。令人惊奇的是，这里并没有天然的物料资源，不生产一块铝锭，仅凭材料加工、组装、销售，就占据了全国七成以上的铝合金市场份额。

老杨的父亲也是做门窗生意的，可以说是第一代的城市务工者，20世纪80年代就在浙江打工安装门窗，那时主要还是木制窗、铁制窗，90年代才逐渐发展为塑钢门窗，下悬、立转、折叠、滑轮等，各种花型的门窗品类也丰富起来。

2019年的夏天，我请老杨来家里帮忙安装门窗，他的手艺精湛，窗扇与窗框的搭接严丝合缝。完工的那天，老杨询问我，是否可以让他儿子加我微信向我请教一些学习方法上的问题。他的儿子刚升入高三，但是成绩总是提高不上去，老杨心里着急，自己又不懂，所以就想到我，希望可以给他儿子“敲打敲打”。

就这样，他的儿子军军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在微信上，他没有朋友圈，微信名就是他父亲代理的门窗品牌，头像也是他父亲做的门窗样品，第一眼很难相信这个微信头像后面实际上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在聊天中，他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家父外出创业，我们是爷爷奶奶带的。我是我家第一个孩子，压力可能会有点大。我们家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高中生还只是我一个。我想把书读好，然后找一份好的工作，不让父母辛苦。”

《高考》

这个使用“家父”作为谦词的少年，第一次高考模拟只有350多分，而江西省的高考满分是750分，这意味着如果他不提高成绩，就没有办法通过高考考上大学，但这却是老杨对儿子的最大期待。

军军认为他需要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但问题的症结，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所在老家的学校缺乏合理高效的学习安排，老师们只是用最原始的填鸭式教学，让学生们不断地通过高强度、长时段的做题来掌握知识。在学校里，军军每天早上6点半就要到校开始上课，中午有短暂的午饭时间，然后直接进入到下午的课程中，一直上到晚上10点半，再回到宿舍继续写当日的作业，每天都是匆匆忙忙，自己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少之又少。用军军的话说：“我高中摸索了3年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学习方法。面临高考，我束手无策。”

当军军每日机械重复地在题海战里苦苦找寻方向而不得的时候，也许另一个来自城市里的孩子，正在读着英文的原版教材、上着丰富多彩的课外班、参加着收费不菲的海外交流项目。

2017年北京高考的文科状元，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就说了这样一番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

《零零后》

我不想看到这位想把书读好的少年就这样被淘汰，但我并不知道在具体科目上该如何给予他学习方法的指导，高考于我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也许，我可以成为他的一扇窗户，让他透过我看到一个没见过的世界，以此获得激励。

我们断断续续联系着。2020年7月末，我收到军军发来的信息，他告诉我他高考后的自我感觉还不错，刚刚填完志愿。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他要帮父亲把门窗生意扩大到国外，应该学习什么？我回答他，不仅要学习好一门外语，也要了解国际贸易进口出口、汇率变动的基本知识。而后，我跟老杨说，你们家就要出第一位大学生了。

2021年的春天，我在北京见到了军军，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带着些许羞涩与内敛。他的微信名已经改成“远志”，头像也换成了一个拎着一盏灯的孩子，站在山坡向着远方眺望。

他依旧那么彬彬有礼，和我面对面的时候，会一直使用敬语。他告诉我他已经来北京了，现在主要帮父亲做门窗生意，有时候照顾门店，更多的时候则会去工地帮父亲一起干活，打打下手，学习安装门窗。

我惊讶地问他：“是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才决定来北京和父亲一起打工吗？”

军军回我：“最后我的高考成绩是500多分，一共填了7个志愿。有几个上了，但是想上的学校没有考到。上的学校是江西农业大学，但那里专业太冷门了就没去。”

“那你最想上的是什么学校？”我继续问道。

“想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所学校。因为小时候特别想跟父母在一起，所以就想来北京，填北京的学校，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毕业之后在北京找工作，也离父母近一点。所以第一志愿报了中国传媒大学，离双桥我们那儿好像挺近的，而且学校我觉得也挺好。然后没有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打工装窗户）留在了北京。”

在军军的认知里，几乎只知道北京有清华、北大，对于北京的其他学校没有太多的了解。长期留守在老家远离父母的经历，对他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军军小学时就被父母送回了老家，成了一名留守儿童。从小学到高三毕业，这12年里和父母都不在一起，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和父母团聚，平常只能通过电话联系，越是长时间见不到父母，越发渴望父母的陪伴和关爱。爷爷奶奶年纪又大，中学后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和祖辈交流，心灵上就更加孤单。渴望共同的生活、相聚的温暖，又想去理解父母外出做工的辛酸不易，理解不了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怨恨和抗拒。每一个像军军一样的留守儿童，都在亲子关系里经历着渴望与埋怨、坚强与脆弱矛盾共生的挣扎时刻。

《矮婆》

除了无法得到父母的帮助以外，军军所在学校的老师，也不太会根据成绩和往年的分数线，对每一位学生进行细致的指导和建议—因为在这所学校里，每年都有不少的学生落榜而外出打工，或者选择复读；复读可以为学校带来额外的学费，而外出打工也早已是当地一个普遍接受的正常现象。

于是，摆在军军面前的选择就变得很清晰：要和父母在一起，靠近一些，再近一些。他没有选择一所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学校，而是选择了一所在地图上距离父母最近的学校：从中国传媒大学坐地铁到双桥，只有一站的距离；如果走路，最多20多分钟也就可以走到。

军军告诉我，从出成绩、高考填报志愿，到后面想去的学校没有上，那时的自己特别挣扎，感到很难过，心有不甘。想再复读一年，可如果复读就得和父母继续分开，还是觉得放弃读书更好，而真的放弃又会特别伤心。辗转反复，再三思量，最终，军军还是做出了不再读书、来北京和父母团聚的决定：

因为我妈妈也希望我来，我爸也是。我妈她一直觉得，自己有愧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有亏欠，肯定想补回来，她知道我没有上到我想上的学校，她肯定是先安慰我，后面没有说很多。

复读的同学也有，我有个同学今年复读，他家父母也是在北京做门窗的，他去年应该是没有考好，今年复读了。听他说今年高考的时候他父母全部都回去了，还跟我讲了。我爸妈就不会让我复读。我们那边因为结婚得早，像21、22岁就结婚了，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读够高中毕业就很好，可能也是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我觉得我不会再上大学了，因为已经出来很久了。有时候我来到大学看到那些大学生，我感觉他们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都已经打算好了要去干什么，自己把时间全都安排好了，上完课可以去图书馆转转、去外面走走都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自己支配时间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如果我一路顺利，跟大多数人一样上个大学，毕业找个工作，觉得会过那种很平淡的生活，朝九晚五那种生活。我有时候会觉得挺充实的。

《念书的孩子》

我问军军：“你还记得2019年你发给我的一条微信，告诉我你特别想好好学习，不让爸爸妈妈这么辛苦。你还记得吗？”

“对，我发过。”军军沉思了片刻，才回复我，“两年以前是这样一种想法，说自己要好好学习，不让爸爸妈妈辛苦。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把这个（门窗）工作接下来了，那他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他们就可以回（老）家了。”

“对于大学，确实向往过。”军军最后补充了一句。

#02 学做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在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里，曾经探讨了这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甘愿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那种薪酬少、社会地位低的体力工作？

在威利斯的分析中，文化在塑造“社会藩篱”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人阶级的孩子会主动去学习一套工人阶级特有的文化习惯，比如抽烟、酗酒、打零工，并有意识地将之作为对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挑战。这一选择无形间巩固了既有的结构，让他们乐于把父辈的体力劳动延续下去——“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 译林出版社/ 2022-2

威利斯《学做工》中所描绘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但是背后所展现出的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在军军的人生轨迹里也可以看到影子。

军军的爷爷在浙江打工做门窗，军军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手艺，来到北京继续做门窗生意，而爷爷则回老家照顾留守的军军。读高中时的军军，尚且期盼着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改变命运，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现实的命运却把他推回到了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跟着爸爸学做工，在门窗这个行业开始了摸爬滚打。

对于三代都在从事同一个行业，军军告诉我，他的弟弟正在老家上小学，妹妹上初中，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不要都干门窗这一行，可以实现自己曾经无限接近但最终掉落的读书梦想：“如果干这行硬是要有一个人的话，我一个人来就好了，你们就读书去。在学习方面我也会尽可能帮他们一点，比如题目之类的。考试没有考好，也会适当地跟他们疏解一下。希望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面对未来，军军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得不接受老家传统的婚育观念，也许再过一到两年就会结婚生子。等有了孩子，他希望可以从小就让孩子跟着自己留在北京，因为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好，他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像他一样的留守儿童。但这个年龄的军军并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户籍制的壁垒，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诸多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主要面向城市户籍人口，还未有效覆盖到流动人口。尽管当前户籍制度在部分城市中已经得到松绑,但是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根本性制度却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动。

换言之，一个更有可能的未来，是军军的孩子只能待在老家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在亲子分离中默默地忍受孤独；军军的爸爸像军军的爷爷一样，回到老家承担起隔代抚育孙辈的责任，而军军继续在北京打拼和奋斗，并在漂泊中不断消磨他少年时期的理想。向上流动的通道一直都在，只是需要攀爬的梯子越拉越长。与此同时，军军也充满了矛盾，依旧心有不甘。

当我再三追问他，是否真的愿意继续从事门窗这个行业的时候，军军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我不是很想。”他也曾经尝试着自己去打工，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在超市和餐馆里做服务员，但由于每一天都被老板当成最后一天上班那样拼命地派活，完全没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休息时间，就没有继续下去，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门窗这个行业：

干这个确实很累，心也累，你要担心工人会不会因为你给的工资低，到别人更高（工资）的地方工作。然后就是行业竞争，我们做门窗已经很多人做了，装修公司那边也有人做，所以现在不太好做，我不是很想干这一行。我自己也在想，我不干这行，我可以去干什么？没有想到别的，感觉都不太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打消了那个念头不是打消了想别的想法的念头，还是想的。

因为如果我去做别的事情，可能有点困难。确实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很多，每个人确实不一样，但我可以把握眼前，我不能把眼前这个东西丢掉，我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我做别的事情，寻找人生别的方面，结果却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不是那么顺利，我还可以回来继续做（门窗）这一行，虽然说有一点不愿意。

对于军军的爸爸老杨来说，虽然内心深处期望儿子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但如果没能如愿，跟在自己身边帮着打理业务，也是一个相对安稳、至少看得到明确未来的选择，毕竟自己在北京做门窗这一行已经快20年，积累了很多客户和工厂资源，如果儿子再走别的路，又得从零开始。特别是在没有学历背景的情况下，道路会更加辛苦。

从这层意义出发，“学做工”，其实不仅仅在于“学”，更要有人手把手地“教”。

《我11》

父亲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军军自己也明白：“我觉得我爸爸他对孩子的期待，就是那种不说出来的。他心里对我们的期待是很大的，但他就是不说。我这么大我肯定都懂，他就是不说，他也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自己能养活自己。他肯定是想我上一个好大学，所以才让我联系您。可能就是我没有考好，他觉得让我来干他那行（做门窗），可能算是安慰我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说得真实一点，他只希望我走他的路。他很怕我累，觉得别的路肯定要从零开始，但走（做门窗）这条路有这么多人帮你。”

军军又比父亲有想法，想在门窗行业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他仔细想过，家里代理了一个门窗品牌，每年都要付出数额不菲的代理费用，但门窗这个行业大品牌实在是太多，如果自己创立一个新的品牌，因为品牌很小，就很难在市场上被客户认可，所以只能继续走代理路线。

为了推广、宣传父亲的门店，他准备做短视频，拍摄如何安装门窗之类的短片，以及展示各种门窗型材的样品，并在大众点评上开个网店，通过互联网进行口碑传播。与此同时，军军还准备通过互联网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他目前正在网上自学日语，觉得日本会是一个潜在的市场，可以和父亲做出不太一样的东西来：

我们门窗方面，花点时间去搞懂它，或者说创造一些商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提供更好的服务、更高质量的门窗、断桥铝，这样别人可能就会相信我们。

自己也在慢慢地做规划，学一些别的语言或者学一点电脑，稍微懂一点，因为我们家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倾向（做到国外），所以说自己学一点。用电脑可以帮我们家生意引进来，我觉得在电脑上做那些可以赚钱的工作，时间特别的自由，自己安排，不用每天安排那么紧，或者因为某些事情感到特别焦虑、担忧之类。

《做工的人》

同样是学做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打工者对于职业发展的定位、追求人生目标的手段呈现出异质化的发展趋向。以军军为例，他对专业技能有着更高的需求，所以才会自己主动去学习日语；同时他又对新技术有着足够的敏感，渴望借助网络平台拓宽新的销售渠道。

无独有偶的是，一份《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研报告》就发现，在“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达69.1%的被调查者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只是在公共教育体系的供给端，却鲜有能做到精准定位打工者的职业技能需求，提供出多样化、个性化的优质课程的机构。一直到现在，军军还在独自摸索，就如同高三时一样，努力寻找着一套可以提高学习成绩的技能与方法。

#03 异乡人

军军喜欢读书，尽管最终放弃了上大学，他还是会经常去问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同学，他们学校会推荐什么书，买什么教材。问到之后，他都会去看一下适不适合自己。

我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军军告诉我，来了北京以后，最近在读《我在北大当教授》，学习到一些思维方式上的培养方法；还有一本《策略思维》，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对他很有启发，以及加缪的《异乡人》。他最喜欢的，就是加缪的《异乡人》，虽然读得不是很懂，但已经读了两三遍了，这是他的日常文学课。当军军说出加缪的时候，我更加相信，他在内心最深最柔软的地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念想，就如同《异乡人》中文版的封面上所写的：“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加缪《异乡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1

我好奇地问军军：“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一本书？这么吸引你是因为《异乡人》这个书名吗？”

军军很诚实地回答：“对，书名会有一点，毕竟是外地人来到北京，会觉得自己就是异乡人，把自己代入了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我出来之后会觉得身边的同龄人有些幼稚，在性格方面感觉自己跟那些人不太一样，像一个外来的人。我觉得《异乡人》展示的就是另类的生活，跟大家不太一样的生活，所以会吸引我去读那本书，后来才发现是一本关于法律、审判的书。主人公（默尔索）跟他父亲的矛盾，感觉从童年起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后面他在法庭上对神父还有对那些法官说的话，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来到北京的军军，和父母挤在一起住，日常都没有机会去北京的商业中心和那些有特色的小胡同里看一看，也几乎没有去过什么公园；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的各个小区，跟着爸爸一起去做跟门窗工程相关的事情。

北京对于军军来说，并不是一座五光十色的都市，而是无数个等待装修的楼宇和工地，凌乱、混浊，有漫天的尘土。在那里，有些人来了，有些人又走了。我请军军在书里找一段自己最喜欢的话，读给我。到了傍晚，“远志”的微信头像跳动起，是军军发来的一段音频。他的声音低沉而平静，仿佛蕴含着某种超越了他年龄的力量，让他纷乱的意念得以收束：

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示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重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个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那么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觉得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仿佛那场暴怒净化了我的苦痛，掏空了我的希望；在布满预兆与星星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开心胸，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

上文摘选自

《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作者: 严飞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0

#文学##北漂##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铝合金门窗工程标准做法与质量控制指南

点击头像 看账号置顶文章获取《原技术资料》

文档名称

-铝合金门窗工程作业指引pdf

文档页数：24页文档首页

文档简介

??本文档为铝合金门窗工程作业指引，旨在明确工程标准做法，提升工程质量及客户满意度。文档涵盖了铝合金门窗工程的各个方面，包括材料要求、设计图纸审核、安全性设计、工厂加工管理、过程管理、成品保护以及管理动作。

??在材料要求方面，文档详细描述了专业术语定义、铝合金型材的选择标准、玻璃和门窗配件的应用原则。特别强调了安全玻璃的使用场合，如门玻璃、高层建筑物外开窗等。同时，对密封材料和紧固件的选择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设计图纸审核要点包括门窗立面分格、强度刚度审核、节点审核等，确保设计满足功能和安全需求。安全性设计要求中，提出了公共场所和易受撞击部位应使用安全玻璃，并设计警示标志。

??工厂加工管理部分，强调了铝型材的精确下料、组装、钻孔等工序要求，以及防腐、防雷连接件的安装。过程管理要求则涉及洞口处理、固定片安装、塞缝、刷防水涂膜等步骤，确保施工质量。

??成品保护要求详细说明了门窗在施工过程中的保护措施，包括保护膜的使用、禁止踩踏、清洁方法等，以防止施工过程中的损坏和污染。管理动作部分则涉及门窗的抽查、工序移交、成品保护工作的责任分配以及对不合格产品的处理。

??整体而言，本文档为铝合金门窗工程提供了一套全面的作业指导，从材料选择到施工管理，再到成品保护，每一环节都有明确的操作要求和标准，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性。 #格式#类别#资料员#范本#要求#模板工程#编写方法#目录有哪些#类别#工程技术

篇幅有限，只上传前几张图做演示

看账号置顶文章获取《原技术资料》

刘作虎 朴素的，本分的

刘作虎，一加科技创始人、CEO。不炒作，不盲从，一个中国手机品牌如何通过最本分的产品观收获了「相对理性、自信」的海外消费者。

文｜刘磊

采访｜刘磊 田歌

编辑｜张薇

摄影｜邢超

导演｜刘洋

视频团队｜凸米文化

更像一个国际品牌

诞生于中国深圳的一加手机有时会受到令人尴尬的赞美。比如，一位印度的销售经理在班加罗尔粉丝见面会上说：「我丝毫不认为一加是『中国制造』，即廉价产品。对我而言，它更像一个国际品牌。」尽管这位一加手机的拥趸在说这话前特意强调了「并无冒犯之意」，他依然将中国制造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和盘托出了——长期以来，Made in China几乎等同于低质和廉价。

在作家余华2011年出版的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山寨」是他用来「缩写」中国的词汇之一。他提到了山寨手机：「有一款最新上市的山寨手机借用了美国哈佛大学之名，自称为『哈佛通信』制造，还让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这款山寨手机的代言人……奥巴马在山寨手机广告上微笑地说：『奥巴马的黑莓——我的BlockBerry 旋风9500。』」10年前，山寨作为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受到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广泛讨论。深圳正是BlockBerry们的发源地之一。2006年，这个城市的手机厂家多达数千家，厂商们比着压低成本，价格战打得鸡飞狗跳。品质？这词听上去就像一个笑话。

一加创立的2013年，正是深圳的山寨手机厂商们集体「跑路」的时候，它们以每月几百家的速度迅速消失。这一局面从两年前深圳华强北下的一场「手机雨」就已经注定了——一家无证经营的「手机作坊」在前来查处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到达之前，为了毁灭证据，匆忙间将900多部仿冒的苹果、诺基亚从楼上的窗户扔了下来。一加诞生在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将走上与BlockBerry们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是为品质而生的。互联网为「小而美」的公司提供了可能。

41岁的刘作虎先生是一加科技创始人兼CEO，他用朴实的语言反复讲过创办一加的初衷：「因为市面上的（手机）产品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希望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创业初期，他拿某品牌的手机给朋友看，问他的评价。这位朋友说，做工还可以，设计也还可以，性能也不错，两千块钱这个样子已经挺好的了。他听出了「满意」背后的真实态度——将就。「最后你会发现不是你没有追求，但往往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条件约束到你，然后你将就了。」正在为一加想slogan的他受到启发，就和同事说，我们就叫「不将就」。

「不将就」的一加手机正在改变中国制造的形象。2016年11月，英国专注报道时尚科技酷品的杂志Stuff的一份榜单上，OnePlus3击败iPhone 7 Plus，LG G5，Samsung Galaxy S7 Edge ，获得「2016年度最佳智能手机奖」。Stuff在阐述OnePlus3的入选理由时说：「尽管比起买一部三星或苹果，你会少得到一些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但OnePlus3在性能、电池续航时间以及价格几个最重要的领域都胜出。不把它推荐给大家，我们做不到。」

一加的营销总监Carl Pei 介绍，目前一加的用户有7成在海外。11月12日下午，《人物》记者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采访刘作虎时，偶遇了一加的两位德国用户，他们略显惊讶地和刘作虎打了招呼。其中一位名叫Jochen Utecht 的男子告诉《人物》，他是3个月前在一位同事的推荐下买了一加手机，那位书呆子气的极客同事告诉他「这是现在能买到的最好的手机」——一加操作系统「氧OS（OxygenOS）」的开放性（「刷机」极为方便）吸引了他。他自己用了之后也很喜欢，觉得一加在品质上不输给苹果、三星一类的品牌。

一加也不乏一些中国发烧友。一位网友说：「个人感觉一加是真正爱手机、懂资深安卓用户想法和需求的公司。有时候觉得它的产品似乎就是某个论坛里的同学根据大家的痛点做出的一款产品。」

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观察一加，会显得很有趣。一加相比于山寨机「前辈」们是新锐的互联网品牌。一加可以短时间内在全球市场收获口碑以及在一片「血海」中赢得生存空间，与互联网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相比它的互联网手机同行们，它又是「传统」的。一家科技自媒体这么描述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玩法：「每星期都要上头条……对手的底裤一丝不漏扒下来游街，价格只有更低没有最低，CEO不是脱口秀九段也得抓紧业余时间炼成rap歌手。否则那些焦躁着猎奇的眼球怎么会落到你身上呢。」但刘作虎却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商业的本质——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改变。

你拼不过它，别说自己牛逼

刘作虎不高的个头，性格温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说话时声音轻轻的，一个平实的理工男形象。他曾在一位采访他的记者面前自我调侃说：「很多媒体说采访完不知道怎么写我。」这个「没有故事」的CEO只有说起产品来才会「神采飞扬」。他是一个产品控，更准确地说——一个产品设计控。与一般的企业家或者工科生不同的是，他对产品的美有一种近乎执念的追求。

一加产品负责人张璇对于老板的印象深刻的细节都与产品设计有关。他记得有一次他们一起到杭州出差，头天晚上忙完已经是凌晨了，但第二天早上他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刘作虎就一个人大老远去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校区是建筑师王澍的设计作品。还有一次在美国出差，他被刘作虎拉去参观圣地亚哥国际机场的卫生间，「因为墙壁的铝板孔钻得很漂亮」。

刘作虎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就是收集经典产品的拆机图，比如每当苹果有新品发布，刘作虎都第一时间找来它的拆机图。「以前苹果的那个台式机，那个铝合金打开，真的漂亮……这个图我都保存在电脑里面，经常拿出来欣赏一下。」他平时会在双肩背包里放着产品模型，有空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摸一下，琢磨其中的细节。按照他多年的经验，如果「看了一个月以后还觉得很惊艳，有心跳的感觉」，产品就「靠谱了」。OnePlus3上市前，有次在飞机上，他把五六个手机模型都拿出来摆到面前盯着看，陷入沉思状。他的异样引起了空姐的注意，空姐过来问，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需求吗？

设计公司eico desig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创新官张伟记得，在他第一次与刘作虎见面谈合作的时候，两小时的时间里，刘作虎花了半个小时跟他讲如何让手机侧面的曲度做到「挺」，这一类的细节此前他从没与初次见面的客户如此详细地谈过。作为老板，刘作虎会盯一加的每款产品，他每天工作的大量时间就花在了和团队一起「调细节」上。在做OnePlus1的时候，模具要投出去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工程师一起在电脑上看图，悬浮屏与边框之间的距离比原先设计的多了0.1毫米，刘作虎「觉得不爽，一定要去改」，为此工程师重新开模，将悬浮屏往下降了0.05毫米，边框往上抬了0.05毫米，产品上市时间推迟了十几天。「就这么一个小的改动，很多人根本看不出来这玩意有什么区别，但你自己觉得爽啊。」刘作虎笑着对《人物》说。

追逐设计之美，可以追溯到他在OPPO任职期间。

多家媒体报道过刘作虎在OPPO时期「怒摔样机」的故事。创业前，他在OPPO担任主管手机营销的副总经理。1998年，他从浙江大学应用电子专业毕业后到了东莞一个小镇上的步步高工作，这一待就是15年（编者注：OPPO是包括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在内的步步高高管们在2001年注册的公司），其中近14年时间一直在做DVD。他一直要求DVD内部的解码板要「漂亮」，布线要整齐有序。有一次，手下的工程师给他的解码板「一看就像中国制造的」，他不满意。这位工程师还讲了一堆理由，他一听就火了：「别他妈扯淡了，人家天龙（日本著名音响品牌，当时刘作虎团队的一个行业标杆）的信号就不好吗？」听到了顶头上司因为自己的下属发怒的声音，开发部长立刻过来把解码板摔到地上，狠狠踩了两脚。过了一个月，这位工程师将新版的解码板拿来给刘作虎看，他一看，很满意，说，怎么说做不到呢，这不是也做到了嘛。

「为什么我说很多中国的产品做不好，就是这种细节上他不在意。用户他也不打开盖子看，有什么关系呢？那我说这个产品是你自己做的，你自己是知道的嘛。不是说用户看不到，你就不管它，你自己明知道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刘作虎对《人物》记者感慨。

很大程度上，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是刘作虎追求产品细节的标杆和表率。2007年，刘作虎在做蓝光DVD的时候，一款产品原本打算赶在当年的圣诞节上市，但产品还没做到他想要的效果，他很纠结，就向老板段永平汇报。令他没想到的是，段永平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赶不上今年，赶明年呗。」后来这款产品的上市时间推迟了整整1年。「你跟阿段（段永平）聊天，永远一句话就跟你说到品质，从来不跟你谈虚的东西。」刘作虎回忆。OnePlus2发布的时候，不少用户特地飞到纽约，排队等着购买新机，他把这一疯狂的景象发到了朋友圈。段永平在下面留言：「那只能证明你们一加1产品好，很简单。」

对品质的执念有时让语言平实的刘作虎也难掩内心的骄傲与野心：「比如说拍照，我们拍照团队好像资历都还不错，挺有经验的，那你们挺牛的，你就跟三星的去PK，iPhone7出来的时候要跟iPhone7去PK，很简单。你拼不过它，你别说自己牛逼，你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但他避免让别人对他产生发烧友的印象。他称自己是一个能够代表大众用户看法的「典型用户」。尽管他最喜欢「产品经理」的身份，但在一加，他是那个在极致的产品追求和市场接受之间作出平衡的角色。一加2研发期，产品负责人张璇的意见是使用5.2英寸屏幕「更酷」，也更符合产品本身的标准需求。但刘作虎最终没同意，他说，5.5英寸在市场上更具普适性，是一个更容易为用户接受的安全选择。「就像我们两个人开船，我会更激进，想着哪条航线风景更好一些，而他是负责航线安全的。」张璇说。

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创业这几年，刘作虎更深刻地理解了他在步步高和OPPO工作时一直接受的价值观——本分，这也是他现在在一加要建立的企业文化。所谓本分，按照他的理解就是，「在压力和诱惑的时候，坚持做自己的事。」

他刚出来创业的时候，正是互联网思维被「吹得天上去了」的时候，常碰到有人和他说，你们传统行业出来的人不懂互联网。他也有些底气不足，想各种办法试图融进互联网圈子。他加入了一个互联网创业者组成的私董会，但发现自己完全「融不进去」，别人都在谈各种「模式」，而他只想做好产品，「跟我们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在还不足够「淡定」的时期，刘作虎也曾差点没绷住。2014年5月，OnePlus1上市后，谷歌指数和百度指数先是窜得很高，他信心大增，拍板加了订单，但到了7月中旬，又突然眼看着关注度直线下滑。有十几天的时间他整夜整夜失眠，担心几十万台手机卖不出去，「关门了怎么办」。这时他想是不是也像同行一样炒作一下。备了几招，比如踩一下竞争对手，在对方新品发布会上「搞点动作」，或者策划一些博眼球的活动。但最终因为「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忍住了。他后来在一本名为《二十二条商规》的书里看到了一句话，立刻转发给了同事们。这句话是：「炒作就是炒作。真正的革命并不是正午的吹号游行，也不会出现在晚间6点的新闻报道中。真正的革命会在午夜悄无声息地到来。请忘掉头版新闻，如果你想寻找未来的线索，请注意报尾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故事吧。」

2014年的OnePlus1一炮打响了。「手感真他妈爽」，OnePlus1发布会上刘作虎的这句口头禅，成为「年度圈内流行词」，并引起同行效仿。一加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次将「手感」的概念引入中国手机行业。截至2015年7月，一加卖出了150万台OnePlus1手机，惊艳开局。但紧随其后的OnePlus2却一脚踏空了——因退步的用户体验遭遇了销量和口碑的「滑铁卢」。

据钛媒体等多家科技媒体报道，一封去年底刘作虎在公司内部发布的邮件中，他总结了2015年一加的问题，比如，OnePlus2因在设计方案上评估不足导致发布后断货一个月，错过市场热度；氢OS系统（这是一加首次自行研发手机操作系统，OnePlus1的操作系统是与全球最大的Android第三方编译团队CyanogenMod合作的）不成熟引发用户吐槽等。刘作虎将这一切归结于「 第一年的良好开局，让我们变得浮躁，太过急于求成，在公司还没完全站稳的时候就迈起了大步」，因此没能将有限的资源聚焦到「最需要的地方」。

2015年的「滑铁卢」对这位创业者的意义也许是深刻的。张璇记得，在OnePlus2结项之后的一次公司聚会上，同事们过来向刘作虎敬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哭得非常伤心」。他向同事们检讨了自己的过失，不停地重复，他对不起公司，对不起大家。刘作虎对《人物》记者从另一个角度回忆起这次失利：「这个时候我说太好了，团队清醒了。……大家到了去年底，都开始在反思了，我再跟大家讲，产品和服务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认同，坚定地认同。」

刘作虎将他的彻底坚定归于一次「顿悟」。2015年下半年一加遭遇「滑铁卢」的那段时间，整个团队士气低落，刘作虎压力也很大。有一天他开车回家的路上，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然后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下来。他想：「妈的，明年我把产品做好之后，啥都不怕。」此后，淡定下来的他将自己的这一「顿悟」向同事们反复强调：「我们最大的对手是自己，你不要给我看别人。」

回过头看，刘作虎觉得他当初想要融入的那个互联网圈子「全他妈扯淡」：「他们忘记了商业本质是产品和服务，用户掏钱买的是产品和服务。你说虚的东西没有用，虚的东西只是一时的，只能短暂地吸引眼球，往往很多人被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带到坑里去。」他发现，与他交往深的最终都是「做产品的人」，比如网易创始人丁磊。他有次到网易拜访丁磊，丁磊得意地和他说起网易云音乐App的一个细节：「兄弟，你看我这个唱盘转的那个速度，你知道我这个速度，我调到20秒（每转），这个速度是最好的，最舒服的，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也正是历经了这一番番的周折和选择，刘作虎才对本·霍洛维茨的《创业维艰》中的一句话更心有戚戚焉——「在担任CEO的8年多时间里，只有3天是顺境，剩下的8年几乎全是举步维艰。」而彼得·蒂尔的《从0到1》，他读了三分之一就读不下去了，「全是让人抓住蓝海和机会，哪有这么好的世界。」最近两年，这两本书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中广为流传，他喜欢前者，讨厌后者。

现在，他把2016年看作一加元年，因为在经历2014年的一炮打响和2015年的「滑铁卢」之后，他和他的团队终于坚定了做手机的「本分」。

互联网上的苹果

国外市场的口碑是一加官方一直想要强调的。刘作虎也多次在媒体采访中分享他的经历。2014年9月——此时距离一加1发布刚4个多月——他到硅谷访问，参观了Facebook、Twitter、IBM等公司。每到一家公司或每参加一场活动，都有人在得知他的身份后过来找他要购机的邀请码。「我们的论坛里面很多用户就装成美女，然后头像也是女人的头像，为了要这些邀请。或者有些人说他有癌症了，快要死了，死之前一定要用这个手机，请我们给他邀请码。」一加手机营销总监Carl Pei说，一加论坛上发生过「很多这种疯狂的故事」。

刘作虎曾总结过一个循环现象。「很多人会说，市场竞争太激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妥协一下？结果做出的产品生命周期只有三四个月，当他做下一款产品的时候就更没信心追求，导致它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相反，「如果你今天坚持把产品做得很好，它的生命周期是会延长的。」这一循环现象的实质是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但问题是，一款追求品质的产品如何先找到它的理想用户？一加的策略是优先发展海外市场，「先抓牢国外市场，再辐射国内。」在用户的定位上，一加首先瞄准的是「相对理性、自信」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对品质有追求，同时不盲从，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刘作虎对《人物》谈起欧美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区别：欧美市场的消费者更理性，「你好就是好，差就是差」，也更崇尚个性——「你说我们今天是个创业公司，我要做最牛逼的产品，人家说你牛，加油啊。在国内人家会说，你凭什么能够干得过这些大品牌呢。」

Carl Pei 将一加在海外市场的成功部分归于「幸运」，因为一加比中国的同行们抢占了先机。刘作虎在创业之初就想到了国际市场，除了国内的团队，也同时招聘了外籍员工专门负责海外市场。现在一加的团队成员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有华尔街金融业或微软等国际知名互联网公司经历的也不在少数。办公室是硅谷风格，有供员工锻炼的健身房，4000多元一把的椅子是按照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放下来就可以躺在上面睡觉，还有滑板——员工可以在办公时间「滑来滑去」。

经历了2015年的教训后，刘作虎确定了「专注线上」的策略。2015年11月，一加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关闭45家第三方线下体验店。2016年8月，一加在北京、上海开设的自营旗舰店也正式关闭。这种「聚焦」保证了一加可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海外市场。国内某家知名电商平台曾多次找刘作虎要货，刘作虎很无奈地和对方说，兄弟，真的是没货。也正是在关闭国内自营旗舰店的8月，一加首次与芬兰最大的一家运营商Elisa合作，当月就登上了「运营商单品第一名」，「一去卖，它就是第一名了」，这让刘作虎自己也感到惊讶。

《大爆炸式创新》一书作者拉里·唐斯和保罗·纽恩斯在2014年到中国宣传新书时采访了刘作虎，这篇后来发表在《福布斯》上的报道分析了一加的成功及它所代表的现象。文章说：「一加的创新策略遵循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颠覆者的很多规则，包括强烈依赖运用社交媒体的消费者驱动营销，通过限制自有资产及库存量保持灵活性，并且对手机硬件、软件和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保持灵敏的反应。」

乔布斯是刘作虎时常挂在嘴边的企业家。他向《人物》记者解释一加的愿景时，提起他在公司内部和同事间的一个说法——「做互联网上的苹果」。他接着立即补充，一加不是要「抄苹果」，而是学习它做产品的极致追求以及对用户的深刻理解。他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受尊敬的全球品牌」，一家「百年老店」。一次回母校浙江大学的演讲中，他提到了1980年代的索尼。那时日本制造的口碑不好，索尼想要改变整个世界对日本制造的看法。现在，怎么样去改变中国制造口碑不佳的现状，这是我们这一辈人可以去做的事情，他说。

「如果说野心的话，我觉得这是Pete（刘作虎的英文名）最大的野心吧。」张璇笑着对《人物》说。这不是刘作虎第一次这么想。在主导开发OPPO蓝光DVD时，做「受尊敬的全球品牌」就是他的目标。OPPO蓝光DVD后来成为欧美发烧友用户中有口皆碑的高端品牌。他和同事有一年到美国参加产品展览会，一个老外看到OPPO的展台后，过来打招呼说：「感谢你们做了这么棒的产品！」后来刘作虎很多次回忆起这个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瞬间，「我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那个不是用金钱能换来的。」

奥迪Q7：

他开启了国产手机不谈配置性价比,而是谈「手感」、「设计」和「工艺」的先河，征服了一批海外消费者。

断桥铝合金门窗品牌

断桥铝合金门窗

隔热门窗

别墅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