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对于法币大量发行原因和法币大量发行原因分析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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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改革实施的意义及崩溃原因法币和金圆券发行失控的根本原因民国后期法币贬值原因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取得成效的原因法币改革实施的意义及崩溃原因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他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收回，停止使用。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的历史动因

第一，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德、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亦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使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5个月内，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相当于1933年输出量的3倍。有的外国在华银行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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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雇佣兵舰抢运白银出口以谋取暴利。白银外流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到1934年12月，上海各银行（包括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从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1934年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国内人心恐慌；二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三是银根紧张，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四是通货不足，物价下跌，以上海为例，1935年物价比1932年下跌了23．9％，乃至工厂难以维持，被迫倒闭。总之，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引发1935年的白银风潮。对于白银风潮，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补救，如1934年10月起对出口白银课征重税，企图拦阻或减少白银的外流；加快实施币制改革的步伐，以此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起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严重影响。

当然，30年代初开始，基于世界经济恐慌的“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的潮流，对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第二，防备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战略需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举国震动。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国际调解，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但面对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咄咄逼人之势，毕竟也不愿意日本人吞并整个中国。在此形势面前，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向蒋介石提出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钱氏的本意是积极的，他认为：日本迟早会大举侵犯中国。为了及早做好应战准备，未雨绸缪，他提议组织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有关计划的制定工作。

钱昌照的建议十分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这一机构的设立给蒋带来了主动。1．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通过这个机构打出准备抗日的旗帜可以拉拢一批各方面、各专业的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为己所用，增强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改变其力量主要在军队而政治经济方面势犹未及的局面。2．通过这一机构更好地与英、美等国拉关系。国防设计委员会拟联络的学者与名流大多留学过西方，他们受西方培养，深得英、美等国的信赖，蒋介石试图利用和通过他们的周旋去争取美、英等国从经济上、政治上得到更大的支持。3．这一机构如能设立，客观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预做一些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首批39名委员中，有徐新六、吴鼎昌等银行家、金融家代表，以后陆续又有张嘉áo等著名银行家加入其中。这批银行家、金融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中，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或多方活动，或参与策划。在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逝世后，有人清理他的遗物时，曾发现他生前草拟的中国币制改革意见书。这份币制改革意见书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法币改革方案有许多相同之处。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中国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已多少有了预防日本扩大侵略的战略意图。

第三，“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①废除银两，采用银元；②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使用；③确定银元法价，开始铸造新银币。这些原则的确定，实际上迈出了“废两改元”的第一步。紧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规定由该年4月6日起，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交易和契约票据，概用银元，停用银两。“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中国通货市场的紊乱状态。其结果，一方面，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跃，适应了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又为在中国废止硬币、进一步实行法币改革扫清了货币紊乱方面的障碍。

第四，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派出了诸如甘末尔、杨格、李滋·罗斯等经济专家来华参与法币改革的设计工作。尤其是英国方面的李滋·罗斯对法币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1．李滋·罗斯来华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存在的疑虑。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改革的谈判中，英国和美国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方面币制改革计划的详情，但均被中国方面加以拒绝。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对英、日间的关系尚未探底，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告知日本”。而李滋·罗斯亲自来华，英国与中国单独开谈，这件事被南京国民政府看作是英国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亮相。2．李滋·罗斯来华后赞同并支持了美国专家杨格（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等人的方案。李滋·罗斯经加拿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又将杨格方案为基础的官方改革方案通告给李滋·罗斯。对于该方案，李滋·罗斯不仅“一般地表示同意”，而且还“出力协助提供意见。”

当宣布实行法币改革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法律授权下，公布“国王规章”并引述中国法令，明令禁止在华的英国国民继续用银偿债或支付其他金钱业务；规定英国在华侨民要接受法币以代替白银和银元。这些举措表明了英方对中国“法币”的信心及“给予中国的改革举动以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也在与国民政府谈判之后，继续按每盎斯0．45美元的价格收买更多的中国白银，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国际收支变为顺差，中国因此得到大量外汇，这些数目加上出售白银所得，使中国的通货储备于1937年中期达到相当于三亿七千九百万美元的巨数。”

英、美等国支持中国的法币改革，有其复杂的因素：既有出于自身利益欲插手中国的币制改革以加强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影响，又有基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种种考虑。不管怎样，英、美支持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是有利于法币在全国推行的。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推行，绝非是个别人主使和带有偶发性的金融事件。法币改革的完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呼唤，中国货币制度内部矛盾发展所使然；又是当时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导致。

法币改革的历史正效应

法币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它所产生的正、负历史效应都是巨大的。因此，对于法币改革的评价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复杂的问题。

必须承认，法币改革后，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银币，为政府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8年8月21日实行金圆券止，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高达664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47．4万倍。之后，发行的金圆券比法币败亡得更快更惨，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十个月中，就膨胀了“六十五万倍”。在长达十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民党政府增发钞票1400多亿倍，而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通货膨胀使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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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夺了价值一百五十亿银元以上的财富”。

但是，随着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将越来越看清法币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正效应。

第一，以法币统一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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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至极。本位的银元有“袁头”和“孙头”，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作为辅币，各地有规格和成色不同的“银角子”或“银毫子”；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币，甲地通用，乙地便不能通用，彼此兑价相差悬殊。至于流通的纸币则至为混乱，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偏僻城乡，多流行各种商店、钱庄或其他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当时的中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吾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国”。法币改革实施后，前此众多纷乱的货币被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法币”所取代。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货币混乱的状况，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对经济发展的障碍有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稳。法币发行后，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又不准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如美国于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因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没有引起过大波动。同时，改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支付所欠各国的外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固定的比价，可以到世界市场去流通。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末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这种“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从国内的工农业生产来看，在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发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兑换法币一元，但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60％可兑100％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流通量就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发行数为459308123万元，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上涨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象。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912—1949年为5．6％，其中1926—1936年为8．3％，1928—1936年为8．4％，后面两个数字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在内。如果考虑到1931年“九一八”前后的实际情况，将东北地区除外，则1926—1936年为6．4％，1931—1936年为6．7％。这组统计数字显示出抗战前夕的1935年、1936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最快时期。促成这种“最快”发展的是综合性因素，其中就有法币改革的因素发生了作用。

日本对中国关内广大地区的扩大侵略之所以选择在1937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法币改革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在法币改革及其之后的“那一段短暂时间内，局势一直朝着对于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在华利益大有好处的现代化方向转化”。日本曾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抵制和破坏中国法币改革，以遏制上述“局势”的发展。首先，日本妄图破坏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进而迫使中国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如，日本在北平指使日本浪人及汉奸流氓，在市内繁华街道用外钞购货，若店铺找付中国的钞票时，则声称不能兑现而拒绝收受。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相率不再收用中国的银行钞票。而后，日本浪人再将集中到手的大量中国钞票到一家银行要求立即兑换现银。搅得人心惶惶、市面不稳，挤兑之风日甚一日。华北地区唐山市从1935年5月3日到16日的两周内，即被兑出现洋793000元，且千元钞票兑洋的贴水也从15元提高到48元。再如，动用日军或收买汉奸、日本浪人组织“密输团”，从事大规模白银走私。1935年5月份，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通过陆路和海路，每日偷运白银约15万元出境。除华北外，日本在华东的崇明、海州两地偷运白银每日约20万元左右。当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后，日本政府和军方要人纷纷对币制改革表示强烈反对，公开声称，将不惜以任何形式来“彻底阻止”中国法币改革的全面推行。日本对中国法币改革及法币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日本外务省甚至叫嚣，对法币改革“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这表明，日本已预感到发行法币的中国金融改革必将推进经济发展，并极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

第三，法币改革成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必然体现于经济上、生产上。如前所述，法币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新币制政策，它的成功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推动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培育和增强了国力，因而法币改革体现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长期效果”，而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

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政府可通过在全国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此，发行纸币以应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战争的需要也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使国民政府的实力大为增强。其次，法币改革的成功实施，使国民政府捞取了政治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法币改革的实现，有利于此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非常有利于国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最大幅度地掌握调度现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之用。在实行法币之初，国家以法币收兑了民众手中及社会各方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资金集中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中国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战胜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生存与解放的宣言书作用。法币实行以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的”，对中国的抗战是大有好处的。

在这里，还应该看到，抗战中法币逐渐被取消“无限制买卖外币”后，在防止日寇套汇及国内资金逃避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法币虽是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但却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机构中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1937．7—1938．3），国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维持战前的汇价（1元法币折英镑1先令2便士半），外汇的出售是无限制的，较战前不同的是，这时附加了“限制提存”的补助办法。这期间，中国法币的汇价是稳定的，没有外汇黑市。此时，日军“在华大部分军费的开支，主要是靠抛出外汇和日元”。但是，“由于维持着自由购买外汇的办法，资金的逃亡非常严重，当时资金逃亡的情形显然可以看到，限制提存的办法并不足以制止资金的逃亡，因此我国外汇基金便受到不少的损失。”

从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初，国民政府仍极力在金融方面维持法币外汇政策，但因为统制力量的不及，市场上出现黑市。这一期间，中国外汇统制的中心依然在上海（中央银行所核定的外汇数额，百分之八十是供给上海的）。但是，上海沦陷后成为孤岛，上海的对外贸易国民政府无法统制，上海出口换回的外汇不能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以增加其外汇头寸，致使中央银行外汇核准金额日益减少，该行“当时外汇核准额与请求额之百分比：第一星期为百分之五十，总额四十五万镑，第二星期至第七星期，平均约为百分之二五，约三十五万镑，自六月以后，核准额更趋减少，仅达请求额的百分之五，约为五万镑”，外汇供给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机而起，法币在黑市的汇价开始跌落。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5个月中，黑市法币汇价由14便士半渐渐跌至8便士半。在这种金融形势下，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已成虚设的一元法币兑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法币汇价，另方面则采取极力维持黑市汇价的办法。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币的黑市汇价被中英方面公开维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1939年3月，中英间1千万英镑汇兑平准基金公开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币汇价仍由国民政府暗中支撑维持在4便士上下。国民政府一面坚持法币法定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汇价，另方面采取公开或暗中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产生了正负效果。一方面，国民政府维持法币黑市外汇的做法，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确有很大作用；另方面，因为维持了法币黑市外汇，给日寇可乘之隙，使其得以用大量法币套买外汇，中英联合设立的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折合法币约3亿元）迅速被消耗、挖空。这种“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是由日寇套买去的。”

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法币发动了大规模的货币战。首先是禁止沦陷区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币。1938年6月起，日军宣布禁止印有中国南方地名的法币在华北流通，并勒令华北地区12种重要出口商品须向伪联合准备银行结售外汇。1942年起，华中地区禁用法币。一些地方甚至规定对持有法币60元以下者处徒刑或罚款、持有法币60元以上者处死刑的严刑峻法；颁布所谓的《扰乱金融暂行治罪法》，对所谓的“扰乱金融行为者”及持有或“搬运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之货币使之流通行为”者，处以“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下一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或一万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罚金。”其次是利用种种手段搜集华北、华中地区的大量法币。日寇在其占领区内严禁法币流通的目的，就在于搜罗法币为其所用。日本人看到“如不加速收回（法币），必致因私运出境而大量外流，是故其准许流通之时期只规定为三个月”。搜罗的大量法币被其运到上海、香港去套取外汇基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

1940年5月初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并进而取消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其结果，使日本侵略者无法通过搜罗法币去套汇，无法获得中国的大量外汇基金，有力地打击了其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造成其资金方面的困难。因为缺乏资金基础，其宣传很久的伪中央银行较长一段时期内竟“无法成立，华兴伪币也不能大量流通”。国民政府在法币方面的重要政策调整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没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货币战——物资争夺战上也没能战胜中国”。而这种“政策调整”是银元等硬币流通时所做不到的。

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大后方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抗战开始后，资金向内地后方流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沿海及东部地区的银行、企业、机关和居民大量内迁、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向口岸汇款使得后方汇款业务汇入多于汇出等原因外，国民政府晚些时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及取消法币的“无限制买卖外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资金的内流使大后方金融市场利率降低。以重庆地区为例，该地战前资金紧缺，金融奇窘，“比期利息每千元高达八、九元，抗战初起后更涨至十元，折合月息竟有二分”。1939年后，因资金内流，该地区利率逐渐有所下降，“比期利息每千元不过三元，较战前已低落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为资金供应状况的大为松动，“过去成为重庆高利贷特色的银行竟以高利吸收比期存款，此种现象也日趋消灭，最近四川省银行、四川、美丰及聚兴诚等银行且相率减低存款利息”。

资金的内流及相对充裕，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如中国银行，战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别为450376652元、366311114元，到1938年定、活期存款分别上升到785918540元、464981630元；再如浙江实业银行，1936年定、活期存款为11600134元、26026701元，1938年该两项存款数额分别上升到12538303元和32505819元。

银行吸收存款的增加及资力的相对充实，使其扩大投资、放款成为可能。这种投资和放款的扩大对坚持抗战的经济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首先，银行业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投资，既使自身有利可图，又支持了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参见下表）。

后方7家商业银行投资有价证券（主要是公债）表

银行名称1936年1937年1938年

中国311763675008669353315617

上海86222731972659019746341

浙江兴业90318571683160219348322

浙江实业583554776450077494652

中孚415229175733477333718

聚兴诚131566161847777615998428

垦业245057642861914135728

其次是增加了对后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抗战后，后方企业单位猛增，截止1938年底为止，“战区工厂迁入后方者，共有四百零四家”，而抗战以来各省新建及复工的又有104家。大批厂矿企业的内迁、复工、新建需要注入巨额资金，而“政府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合迁移、建厂与流动资金三项，得到贷款共约九百余万元，其中由国库拨付占四百万元，其他则由银行贷付，政府给予担保。”企业急需资金，对企业给以资金的支持，使它们迅速恢复生产或扩大生产，就是对抗战的支持和贡献。后方的银行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普遍较抗战前有长足进步。以交通银行为例，该行对于西南后方的企业如中国兴业、裕滇纺织、华西兴业、四川丝业、民生实业等16大公司的贷款，“各自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到1938年底，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仅在西南各地的农村贷款累计达到5600余万元，较1937年的2400余万元增加一倍以上。

有人说，“法币更无疑的是抗战的重要支柱”，“中国如无一九三二年之币制改革，决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战”。此话有些道理，它从某种角度指出法币改革在抗战的胜利中曾起到过的重大历史作用。

今天，我们重又探讨法币改革，既是为了更客观更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这一重大金融改革事件，又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充分地悟到每一次关键的“改革”将对民、对国、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效应。

法币和金圆券发行失控的根本原因战争原因，

法币和金圆券都是战时货币，法币发行没多久抗战就爆发了，胜利后没多久就爆发了内战，崩了之后又发行金圆券。

半壁江山尽失，各地间物流不畅，政权风雨飘摇，税收收不上来军费开支又十分浩繁，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只能开动印钞机凭空来印钞。钞票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平衡完全被打破，钞票如雪花般的飞入市场，恶性通胀就这样开始了，中国人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工人的薪水到手后不够应付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同样的一斤粮食下午比上午贵一倍有余。中产，资产阶层所积攒的财富顿时化为乌有，人们只能以物易物，或者使用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以及外币来作为结算工具，国家货币完全失去了其存在意义，沦为造纸原料。

民国后期法币贬值原因法币大幅度贬值，变得"一钱不值"！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法币。1．中国长期的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迫切需要改革。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本来就不统一的货币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到三十年代还是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严重阻碍了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发展。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等历届政府，虽有过改革的设想却未付诸行动。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改革币制已迫在眉睫。1929年，中国曾聘请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凯未尔教授率一批专家来华，帮助国民党政府讨论制定了《金本位制条例草案》，但因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具备而未实现。

中国在实行法币政策以前，一直是银本位国家，银两和银元是货币的主体，银两是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制度，以白银重量计值，以两为计算单位，故称银两。但银两的成份极为复杂，使用也很不便，所以，到后来只作记账单位而不做为货币到市场流通了。银元是一种铸币，有一定的模式、重量和质量，较银两使用方便，是由墨西哥输入的；光绪年间，中国开始自铸，到民国时代，已成为全国通用的银币了。为了统一币制，国民党政府在1933年4月6日，公布了《废两改元》的训令。训令规定：“自四月六日起，所有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1凡手中持有现银或银两者，可请中央造币局代铸，也可将银两拿到中、中、交三行兑换银币使用。兑换率为一元银币等于规之银七钱一分五厘。银两的废止，完成了对币制真正而有效的简化工作，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并为法币政策的实施扫清了障碍。

2．美国高价购银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金融紧缩和经济萧条，迫使中国必须放弃银本位而谋划新的改革。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美国为了转嫁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其要点是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货币准备金改“金三银一”，为达到这一比例，就得高价购银十三亿银元。这样，它在金银的储备量上，均可居世界首位，即可“实现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藉以执世界盟主之企图”，又可刺激用银国的购买力倾销它的过剩商品，摆脱经济危机。美国的高价购银，促使银价暴涨，如伦敦的银价1935年5月已上升到每盎斯为33.75便士，远远超过了1929年1月每盎斯为26.25便士的水平；纽约的银价，亦由1933年3月的每盎斯27.50美分升为1935年的每盎斯74.69美分3。银价的上涨为投机家们造成了牟取暴利的良机，一时间投机商、冒险家趋之若鹜；外国在华的银行家更甚，他们用轮船甚至兵舰装运白银出口，仅1934年就达25,600余万元4。其中八月份最严重，高达7,900余万元，仅8月21日这一天，单汇丰银行就交英国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运出白银1,500万元。为了遏制白银外流，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10月15日开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但因走私猖撅，效果甚微。尽管1935年白银正式出口数减至5,90O余万元，但加上大量走私出口，仍接近两亿元5。

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严重恶果：一是人心浮动，在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迫使许多银行停业或倒闭；二是由于美国商品廉价倾销，造成中国贸易严重入超；三是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紧缩，物价跌落。仅以上海为例：1932年跌11.4%，1933年跌7.7%，1934年跌6.5%，1935年跌0.74%，总共1935年比1932年下跌23.94%6。由于物价下降导致商业萧条，金融恐慌，工厂倒闭，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仅上海一地1935年就有14家银行停业，资本额达2,700万元；9家钱庄倒闭，资本额达210万元；工厂倒闭共达238家；改组的839家；全国主要工业营业额大为下降7。财政金融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蒋介石政府必然放弃银本位而谋求新的改革。

3．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金融统治网的建立和加强，为币制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

美帝国主义制造的白银危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相反却给国民党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和掠夺人民财富造成了千载一时的良机。1935年3月18日，蒋介石政府借口解救金融恐慌，发行了一亿元的“金融公债”，用其中的3,00O万元加强中央银行，使资本达到一亿元，成了全国银行之冠。用1,500万元作作“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使资本增加到4,000万元，官股资本占了50%，并以宋子文为董事长；用1,000万元作“官股”加入交通银行，使资本达到2,000万元，宫股占其资本的总额55%，并派四大家族的附庸胡笔江去担任董事长。这样四大家族不仅把中、交两行掠夺过来，以增加豪门财富，而且更加强了对两行的统治，使其和中央银行完全打成一片，变成三位一体的“国家”银行；通过经理国库、经募公债、经收税款、买卖金银外汇及经营存放款等金融业务活动。来搜刮人民膏血，聚敛社会财富，是四大家族扩充官僚资本最主要之工具。中国农民银行是1933年为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而特设的，开始资本只有250万元，到1935年资本增到1,000万元。除四行外，国民党政府还成立了以经营进口军火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以吸收小额储蓄、经营居民汇兑业务为标榜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取得成效的原因论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成功的原因

姚会元

（武汉中南财经大学）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

容：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

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它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

收回、停止使用及流通。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

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

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

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

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的金融机关无限制

买卖外汇，法币先与英镑稍后与美元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在政府主持下的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法币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标志有：

第一、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千百年来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混乱的状态，实现

了中国币制的统一。以法币统一的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之极。本位的银元就有“龙洋”“袁头”和

“孙头”等，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而流通的辅币则各地有规格和成色

不同的“银角”“银毫”，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

币，甲地通用，乙地则不能通用，彼此间兑价相差悬殊。至于纸币则至为混乱，

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

偏僻城乡，多横流各种商店、钱庄或其它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那时的中

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中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

国”。法币发行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及其障碍经济发展有巨

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

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是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

稳。法币发行后，政府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有不准

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压常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

响。如美国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世界市场上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中

国因实行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金融没有因之引起大波动。同时，法币改

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汇价的作法使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克付所欠各国的外

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

固定比价，可以在世界市场流通。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

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此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

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

口”，这种外贸形势以及“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

的购买力。”从国内工农业生产方面看，在改革后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的发

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可兑换法币一元，但

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的60%可兑法币的100%。实行法币后，市面上纸币（法币）

的流通量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为459308123万元，

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

的有限度增加作为一种合理的金融现象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

上涨了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经营活动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

业繁荣和工业生产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

象。1912－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1936年间增

长率为8.3%，1928－1936年更高至8.4%。这种比例关系表明法币改革从一个重

要方面促使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最高时期。同时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58.8%，超过了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三十年代中期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范围

扩大时期或曰强力资本主义化时期。中国的农业，1936年除川、豫、粤三省受灾

外，全国大面积获丰收。据当时的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

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

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

第三、法币改革成功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

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体现在经济上。而法币

改革在后来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体现出“长期效果”，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

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长期效果”表现在：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

政府可通过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

普遍为人民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国

民政府的实力在抗日战争中得以维持甚至是增强。其次，实现法币改革，利于此

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有利于国家在抗战

全面爆发之后最大限度地掌握和调度现金、最大可能的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

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实行法币，国家以法币收兑了社会各方

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保证了用全民族的物力、财力投入抗日战争。法币实行

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

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

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

的，”对中国的抗战大有好处。最后，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

大后方战时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抗战爆发后资金向内地后方

流动，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金融市场利率降低、迅速恢复

和扩大了后方生产，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与贡献。

法币改革的原因何在？

第一、法币改革的主持者南京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实行分步到位法，即第一

步首先实行“废两改元”，第二部才全面推行法币。“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

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优化了实行法币的金融环境。1932年7月7日，国民

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废两改元”及其

三点原则：（1）废除银两，采用银元；（2）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

使用；（3）确定银元法价，开铸新银币。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

6日，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件、文

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

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

了通货市场的紊乱程度。其结果，一方面利于中国国内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

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

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为在中国废止硬币流通，进一步实行发布改革扫清了货币

紊乱方面的障碍，从而降低了发布改革的难度。

第二、抓住时机进行攻坚。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

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危机中，西方英、德、日、加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

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使美元

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

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

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国际市

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

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五个

月中间，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竟然相当于

1933年输出量的三倍。白银外流量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

到12月，上海各银行（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由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

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产生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二是国内

银根紧张，头寸短少，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三是通货不足，

物价下跌，乃至工厂难以维持。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中濒临此境，国内人心为之

只拧孔祥熙认为：白银价格的上涨与外流，有害于中国的经济，在“中国政府

清除内部威胁，巩固在全国地位的时候，会减少它的财政收入”。因此，中国除

去进行币制改革外，看不到别的出路。祥熙等国民政府大员的见解反映出当时

政府对此的认识水平以及中国的币制形势于此时已到了改革之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之地步。国民政府的正确之处就在于抓住这一时机义无反顾地推行法币政策。

法币改革从政策上说确是明智之举。其一，可通过法币的推行屏蔽世界经济大危

机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冲击；其二，人心恐慌中实行法币改革可收买人心，利用人

心，扩展推行法币的民众基础，从而使法币改革免遭强烈反对。

第三、法币改革推行中，南京政府取得了江浙金融资本家的加盟，从而增加

了成功系数。

在1932年7月，江浙金融资本家们就积极奔走，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以推

动废两改元的改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贻作为废两改元研究会的委员，

力主尽速实行改革，他态度鲜明的驳斥外商关于中国若实行废两改元需要10年或

更长时间的说法。指出，内地资金正流向上海，上海金融界银元库存充足，洋厘

行市暴跌，正应抓住这一极好机会，加快推进废两改元。上海分行副经理冯仲卿

并积极著文就废两改元进行鼓吹，提出具体建议，而分行的另一个副经理史久鳌

则更亲身参加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具体负责核批银两银元的兑

换申请书。银行家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行动从各方面支持着废两改元的改革的。

之后，江浙金融资本家们还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直接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举国震动。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

国际调解，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但面对日本无视国际法规则，毕竟也不

愿意日本吞并整个中国。在这种形势下，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

兼国民政府秘书）向蒋介石提出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钱的本意是积极

的。他认为：日本迟早会侵犯中国，中国要未雨绸缪，为了及时做好御敌准备，

他提议组织一个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

调查、研究和有关计划的制定工作。

钱昌照的建议十分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这一机构的设立给蒋带来十分

的主动。第一，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通过这一机构打出准备

抗日的旗帜可以拉拢一批各方面各专业的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为己所用，改变其

所控制的力量主要在军队、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势犹未及的局面。第二，通过这

一机构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这一机构所拟联络的学者、名流大多留学西方，为

西方培养，深得英美等国依赖，蒋通过与它们的联系可以争取美、英等国从经济

上、政治上更多的支持。地三，客观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预做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

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在国防设计

委员会的首批39名委员中，就有徐新六、吴鼎昌等江浙银行家代表，以后陆续又

有张嘉璈等人加入该会。他们在设计会期间，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1933

年，美国颁布《白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致使高价市场鄱刚恰T诨馍?br/>

银行纷纷将白银大量装运出国，投机牟利。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银根紧缩，

经济衰退，市场混乱。南京国民政府酝酿币制改革时，徐新六等都曾参与策划，

并多方活动。

法币改革实施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了一个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的主

席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财政部1人，中央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各2人，上海银行业公会2人，上海钱业公会2人，私人银行5人，

江浙金融财团的重要人物张嘉璈、胡笔江、陈光甫、秦祖泽、李铭、吴鼎昌、周

作民等人均是委员会的成员参与其工作，胡、陈、李和钱永铭等还是常委委员。

当然，这时的他们，在江浙财团已被解体的情况下，主要是以个人的资力和声望

发挥作用，因不再有金融财团的力量为后盾，这种作用已无法同过去相比，“他

们这些人在委员会中的力量却被那些与政府更密切的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宋

子良和杜月笙等所冲淡”。但不能因此而忽视金融资产阶级及江浙银行家们参与

币制改革的热情及积极的历史作用。在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逝世后，在他的

遗物中发现了他草拟的中国币制改革意见书。这一币制改革意见书与国民政府正

式公布实施的改革方案有许多相同之处，由此可以判定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改革

方案也征求了包括徐新六这样一些人的意见，可见金融资产阶级和江浙财团的代

表人物在币制改革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935年12月9日，美国开

德阳市第五中学高中录取分数线

始降低白银收购价格。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一种说法

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在这段时期，“对于收购外国白银越来越感到厌烦”，

“‘从中国收购白银’，在他看来是一件‘越来越蠢’的事”。而实际是“摩根

韬仍然疑心中国已与英国暗中做交易”。在中国为向美国出售更多的白银继续做

出努力后，摩根韬建议由孔祥熙或宋子文前往华盛顿商谈白银问题，后来“美国

国务院觉得最好是邀请一位次要的人物前来，因为美国能够做什么还拿不准，也

因为邀请孔或宋到美国，或许会引起英国和日本的疑心”。在此背景下，派出“

一位杰出的银行家陈光甫赴美”。

陈光甫于1936年4月初到达华盛顿。摩根韬很喜欢陈光甫这位留学过美国的银

行家，他说陈光甫“在每一件事上的举动都像故事书里面的中国生意人所应当做

的那样，而他们当中的多数却并不如此”。经过谈判，中美间于五月很快达成协

议，协议规定美国继续收购7500万盎司白银，在8个月期间内，每月分批照平均价

格买进，这一平均价格约为每盎司0.45美元。美国财政部还答应与纽约的联邦准

备银行商洽由中国以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给予中国一笔期限8个月的2000万美金

的信贷。1935年11月中国币制改革以后直到抗战爆发，中国向美国出售的白银总

数共达18700万盎司，包括有1935年11月售出5000万；1936年5月售出7500万；

1937年7月售出6200万，售银收入折美元9400万元。此外，中国还曾于1936年5月

征得摩根韬的同意在英国伦敦售出白银200万盎司。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售

的白银所得总计在约1亿美元。这巨额的钱款支持了法币改革的实施，稳定了法币

的币值。这些都与陈光甫这位大银行家的努力分不开。

“法币”令下达后，上海银行同业会于是夜（3）日召开临时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国货、垦业、国华、新华、金城、上

海、中南、盐业等银行，浙江银行家陈光甫任会议主席。第二天又召集临时执行

会议，议决拥护法币的三项具体办法：（1）自4日起，江浙各银行的款项收付，

概以法币为限；（2）同业者若有多汇划或缺汇划者，暂可汇划银元，并商由中

国、交通两银行平调，同时详商彻底解决办法；（3）银行所出各种票据均在票面

统一注明国币字样。

江浙金融财团是北洋统治时期开始形成的中国最有财力的资本集团，其大本

营在上海。江浙银行家手中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巨额资金。他们积极参与币值

改革的策划，拥护法币政策，大大降低了币制改革的难度，推动了法币的流通。

第四、法币改革的设计吸纳了部分外国财经专家的意见，法币政策推行过程

中取得了英美等国的某种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币改革的方案就是中外各方的合作产物。美国顾问杨

格、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等两位专家都参与了法币改革方案的研究。杨格曾“竭

力主张早日探索实行改革的可能性”，他与罗哈托、林襟宇等外国专家在1935年

3月15日建议，中央银行钞票应当法定为各银行发行钞票的准备金；中央银行得用

它的钞票收回自己的已发旧钞，或用以在各银行之间清算帐目；各银行应获准用

白银、黄金或外汇缴存中央银行，或用合格的担保品向中央银行贴现以换取中央

银行的钞票；中央银行有权选用白银、黄金或外汇按照市场价格收回它所发行的

钞票。杨格等人并努力敦促用白银作为担保寻求一笔外汇信贷，以支持该方案。

后来杨格等人又就某些方面细节进行了仔细研究，进而提出“在通货的价值不过

高的水平上推行一种汇兑本位币”，“三家政府银行所发钞票将成为完全法藏的

货币。钞票的发行将逐渐集中到中央银行手里”，“各银行的存银，加上从民间

收集来的白银，将全部收归国有，并全由中央银行掌管以备脱售换成外汇储

备。”杨格等人的这个方案是极力促使中国向伸缩性通货和银行制度、向币制改

革推进的一步。但是国民政府并未立即采纳这一方案，未采纳的主要原因据说主

要是“当时深受广泛流行对通货膨胀和纸币不能兑现的恐惧心理影响”所致。

1935年6月，伦敦方面建议由英、美、法、日四国派出代表在中国的上海召开

会议讨论中国的财政和货币问题。6月10日，英国政府并宣布派李滋·罗斯爵士到

中国。对于英国的这项建议，“法国准备合作，但决定在日本和美国观望不前的

时候，暂不派遣代表”；日本表示不派代表参与，并声称“美国对华的经们致?br/>

是比日本的军事政策还要厉害的”。

李滋·罗斯来华后对中国的法币改革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表现在：第一，

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的疑虑。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问题的谈判中，美国和

英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改革币制计划的详情，中国都加以拒绝了。因为当

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方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透露给日本。而

李滋·罗斯来华，英国单独与中国会谈，国民政府认为这是英国对中国币制支持

的表示。英国的支持还表现在实行法币后对在中国的银行及侨民发出通告，引述

和强调了中国有关“禁止英国国民用银偿债或支付任何其它金钱义务”，要求他

们在中国实行法币后，承认和接受中国新货币，交出白银兑换法币。而且，除日

本以外的其它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尽管当时英镑遇到困难，但英国在中国的财政

威信还是高的。英国给予的支持和合作就可能使中国避免“在财政上放任自流造

成纸币不能兑现的危机”，避免“在没有多大成功把握的情形下冒然进行改革的

可能”。第二，李滋·罗斯赞同并支持了杨格等人的方案。李滋·罗斯经加拿

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

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祥熙等人又将以杨

格方案为基础形成的官方方案通告李滋·罗斯。对于这个方案，李滋·罗斯“一

般地表示同意。他和他的同僚锡瑞尔·罗杰斯和霍百器都出力协助提供意见”。

“他的来临加上财政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促使中国人像触电一样起而行动”推进

币制改革。

同一日，美国人杨格重新建议，将要推行的法币汇率最好“在0.29美元至

0.30美元，或14便士至15便士的幅度之内选定”。因为，这一水平“是白银市场

被美国政府收购政策扰乱之前汇价的近似平均水平”。杨格觉得，“选择一个新

的，不至使通货的价值过高的外汇价格水平，至关重要”，“英国曾经在二十年

代有过采用过高价值水平遇到严重困难的经验，并且拿法国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稳

定法郎价格获得好处的经验与之作了对比”。他甚至预言，“新货币如能在一个

适当的水平上牢牢稳住，外逃的资本可能会大量涌回，从而大大增加外币准备，

使币制改革得告成功”。之后，虽然币制改革之初，“中国公开声明，中国的通

货制度是独立的，不与任何一种外币挂钩”，但不久便先后与英镑、美元挂起钩

来，并且大体上是采用了杨格事先设计的这一水准。

“币制改革在中国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认为这是稳定汇价、结束金融市场

上长期以来陷于混乱状态的勇敢步骤。各地报纸，无论中外，一致给以好评。这

次改革不仅在上海，也在华南和华北受到欢迎”。有影响的《字林西报》评论员

于1935年12月4日说，中国政府的意图，“差不多已经得到普遍一致的称许”。“

来自伦敦的评论赞扬了这次改革。美国方面的评论，起初是不明白表态，但是随

着改革一开始即告顺利的形势发展转变为给以好评。”

综上所述，政府所推行的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它还必然影响于世界经济。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

中国币制改革时，抓住世界经济大危机给中国造成的机遇，实行两步走的分步到

位的审慎、稳健方法，为币制改革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法币改革后的方案在公布

前仔细地听取并部分采纳了外国专家的意见，使方案尽可能合于国内、国际实

际；法币改革方案在推行中动员和利用最有金融实力的江浙银行家们，稳住了上

海、江浙，法币改革便成功了一半。所以，较好地处理相关因素，是法币改革成

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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