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理财通的突破性在于首次允许零售投资者直接跨境开设和操作投资户口,是中国资本账户“深水区”对外开放的最新尝试。对于个人和机构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财富机遇

3000亿跨境理财开闸,银行竞逐最富城市群

2021年9月10日下午,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有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实施细则。图为香港金管局。图/中新

文|唐郡 张威 张颖馨

编辑|袁满

允许个人投资者直接跨境开设和操作投资账户——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在历经多年探索后,迈出深水区变革的崭新一步。

新举措即将于10月10日落地于全球最富裕的城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2020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粤港澳三地拥有600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合计达45.5万户,累计可投资资产总额超过2.7万亿元。

2021年9月10日,粤港澳三地同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并宣布该细则将于10月10日正式生效。

“跨境理财通”是允许大湾区内地(广东省九市)及港澳居民个人跨境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或理财产品的机制。按投资者身份不同,“跨境理财通”被划分为“南向通”和“北向通”,分别对应内地投资者和港澳投资者。试点初期,“跨境理财通”资金实行额度管理,“南向通”和“北向通”总额度为各1500亿元人民币,单个投资者额度为100万元。

公告发出约半个月,截至9月28日,香港金管局已接到20家银行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的申请。“对大湾区内的金融服务业来说,‘跨境理财通’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重大机遇。”汇丰粤港澳大湾区业务部总经理陈庆耀对《财经》记者表示。

10月10日后,大湾区内地银行亦可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或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进行报备,报备完成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展业务。

多家银行已积极布局。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均对《财经》记者表示,行内高度重视相关筹备工作,在系统搭建、制度流程、产品遴选、投资者保护及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截至发稿,大部分银行已完成“跨境理财通”相关筹备工作,只待开闸。

产品方面,路孚特中国区财富管理市场开发总监赵玉成对《财经》记者表示,整体而言,初步产品会包含相对安全,成长业绩较好的基金,以及一些富有创新题材的产品,比如绿色金融、ESG、碳中和等相关题材。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指出:“‘跨境理财通’试点为大湾区内地及港澳居民个人跨境投资开辟了新的通道。”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表示,“跨境理财通”是首个专为个人投资者而设的互联互通机制,有利于促进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是继‘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基金互认安排后,另一个香港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的重大举措。”

自1996年起实现贸易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转向推动资本账户可兑换,至今已25年。

与之前的开放不同,“跨境理财通”是针对个人投资者的互联互通机制,“突破性在于提供一条正式和便捷的渠道,首次允许零售投资者直接跨境开设和操作投资户口,有更大的自主度去选择理财产品。”香港金管局副局长余伟文指出。在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邱亦霖看来,这正好体现了金融市场“先机构投资者,后散户投资者”的开放顺序。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对《财经》记者坦言,现在中国资本账户直接投资项下基本实现了可兑换,剩下需要开放的“深水区”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跨境理财通”投资范围包括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债券等,是“深水区”对外开放的最新尝试。

银行竞逐最富裕城市群

2021年9月10日下午,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共同举办了“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启动仪式,粤港澳三地同时发布《实施细则》,“跨境理财通”试点正式进入实操阶段,一场围绕大湾区居民跨境理财需求的的财富管理市场争夺战也就此打响。

“大湾区总人口超过8600万,人均GDP超过19000美元,是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而个人财富管理对区内高收入人士将越来越重要。”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启动仪式上,林郑月娥如是说道。不仅如此,德勤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大湾区已是全球最富有的大城市群,区内主要城市香港、深圳和广州均名列全球亿万富翁最密集的十大城市,且高净值人士数量在未来几年还将持续攀升。

对此,陈庆耀深感赞同。他告诉《财经》记者,从短期看,“跨境理财通”将为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带来增长动力;而从长期看,则将对三地的金融生态带来更深远影响,除了作为参与主体的银行以及产品的提供方如资管机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等将从中收益,包括从监管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到配套服务产业的整个金融生态链,都将因此加快发展的步伐。

根据《实施细则》,“跨境理财通”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和港澳投资者通过区内银行体系建立的闭环式资金管道,跨境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或理财产品。按照投资者身份不同,该业务又被划分为“南向通”和“北向通”。其中,区内银行必须是大湾区内地九市注册法人银行或分支机构,或在港澳注册的银行。此外,根据三地监管规则,试点银行还需满足内控制度、风控体系、技术条件等要求才能申请开通“跨境理财通”业务。

3000亿跨境理财开闸,银行竞逐最富城市群

具体交易设计上,投资者需同时开立个人投资账户和汇款账户,通过内地与港澳银行合作进行跨境投资。以“北向通”为例,港澳投资者须选择一家内地银行开立个人投资账户,并在与该内地银行合作的港澳银行处开立汇款账户,理财资金经由汇款账户汇至内地的个人投资账户中进行投资,投资退出后,资金及收益原路返回。其中,开立个人投资账户的是内地代销银行,开立汇款账户的是港澳合作银行。“南向通”对应的则是港澳代销银行和内地合作银行。

中国银行个人数字金融部总经理刘敏告诉《财经》记者:“预计业务正式推出后,双向均会吸引到较多具有跨境资产配置需求的投资者参与,并且随着投资者对跨境市场和产品认识的加深,市场规模会随之增长,大湾区的财富管理行业和机构也将因此受益。”

据《财经》记者了解,内地国有六大行及大部分已上市的股份制银行均在大湾区内设有法人银行或分支机构,其中十余家银行在港澳地区亦有分支机构,可同时作为双向合作银行和代销银行。此外,汇丰、渣打、东亚、花旗、恒生等排名靠前的外资行也在大湾区内广泛展业,同样可申请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

“跨境理财通”启动后,大湾区内合资格银行动作频频。

据陈庆耀介绍,目前,汇丰已向香港监管机构就提供“跨境理财通”服务递交申请表格。在大湾区,汇丰有超过5000名零售银行员工,随时准备为客人提供无缝跨境理财服务体验。花旗香港总裁及总经理林智刚亦表示,为配合整体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计划在2025年底前在香港增聘逾1000名专业财管人员。此外,据《财经》记者了解,汇丰、花旗、渣打等银行香港地区的官网上,“跨境理财通”相关信息已经被挂在显著位置。

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曾透露,截至9月28日,香港金管局已接到来自20家银行申请开办“跨境理财通”业务的申请,其中18家申请开办双向业务,2家申请开办“南向通”业务。相关银行将提供大约100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基金(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和超过200种不同类型的债券投资产品,以及跨境理财通计划内允许的11个币种存款产品等。

内地银行方面,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国有大行相关负责人均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前已完成系统搭建、制度建设、产品销售、人员培训、跨境服务对接和投资者保护等准备工作,静待支持“跨境理财通”落地。华夏银行方面则告诉《财经》记者,该行已成立“跨境理财通专项工作组”,从上述各方面推动业务落地,后续将进一步细化、优化相关工作机制及准备工作。

随着《实施细则》生效时间渐行渐近,前述内地及港澳多家银行正准备成为首批提供“跨境理财通”业务的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合资格银行来说,“跨境理财通”既是机遇也存在挑战。“‘跨境理财通’机制的顺利实施需要相应的银行系统支持,包括便捷的跨境开户服务、高效安全的跨境支付系统以及数字化的跨境投资渠道等。在此基础上,还需兼顾三地监管政策的要求,确保各类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陈庆耀对《财经》记者直言,“这些都对参与机构的综合服务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交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副总经理贺波也提出,随着大湾区境内外银行机构的广泛参与,客户也将在不同财富管理的机构和渠道间进行横向比较,寻求更优质的财富管理服务体验,“因此,境内外金融机构间的客户和服务竞争将比以往更加激烈。”

需求旺盛,偏好差异

《实施细则》公布后,投资者对“跨境理财通”关注度已然上升。

据刘敏透露,近期中国银行接到与理财通相关的投资者问询显著增加,咨询内容主要包括可投资产品种类、收益表现、是否可以通过电子渠道购买、线下受理业务网点范围等。“相关问题显示投资者比较关注产品的吸引力以及业务办理流程的便捷性,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参与意向。”

汇丰曾针对已通过现有渠道或未来一年有意投资香港市场的大湾区内地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虽有部分受访者对“跨境理财通”尚无认识,但了解相关信息后,有82%的受访者表示有可能通过这一机制投资香港理财产品。

根据监管规则,“跨境理财通”合资格产品被限定为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或投资产品。具体而言,“北向通”主要包括风险等级为“一级”至“三级”的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公募理财产品;风险等级为“R1”至“R3”的公募基金产品。“南向通”包括风险等级为“低”至“中”风险,且结构“非复杂”的产品,包括在香港注册成立且经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债券,以及人民币、港币和外币存款。

“虽然目前内地居民可通过‘沪深港通’,基金互认、QDII等投资香港及海外市场,但这些机制提供的产品有限,例如截至去年底,获批北向销售的香港基金只有大约30只。”陈庆耀指出,“‘跨境理财通’大大拓宽了可投资的产品范围,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海外市场。”

以“南向通”的基金产品为例,香港投资基金公会(HKIFA)行政总裁黄王慈明曾透露,根据在香港注册、中低风险和结构非复杂的要求,当前香港合资格的基金产品大约有200—300只,远远大于此前基金互认的规模。外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基金内地发行销售资金累计净汇出金额为仅160亿元人民币,而“跨境理财通”单向总额度为1500亿元。

《财经》记者注意到,“南向通”和“北向通”合资格投资者准入门槛有所不同。

“南向通”要求,合格投资者需具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户籍或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连续缴纳社保或个人所得税满五年;具有两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最近三个月家庭金融净资产月末余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或者最近三个月家庭金融资产月末余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北向通”对投资者要求为,具有港澳居民身份(包括永久性和非永久性),香港居民须经香港银行评估不属于弱势群体,澳门居民须经澳门银行认定为具备投资能力。

建设银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宋佐军向《财经》记者表示,从金融资产要求来看,内地投资者门槛高于港澳投资者,而后者的准入门槛更为普惠。对于资产值较高的内地投资者来说,他们当中会有一部分人有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在合法、安全的渠道下,会考虑把部分资产分散投资到海外。产品偏好上,内地投资者倾向较为稳健的理财产品,例如比较青睐中资企业债券作为基础资产的投资标的。港澳投资者则普遍希望参与到中国经济的成长发展中,较为青睐内地市场人民币理财产品,对于资讯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兴趣较大。

抛开准入门槛差异,内地与港澳投资者对投资产品的需求差异依然存在。深圳特区金融学会发布的《深港金融合作需求问卷调查报告(2021)》(下称《报告》)显示,深粤高净值个人受访者希望在港澳投资的金融产品的前三位分别为股票、保险与基金,港澳高净值个人受访者希望在内地投资的金融产品的前三位分别为人民币存款、股票和人民币理财产品。

基于差异化的投资需求,多家受访银行对《财经》记者表示,将在监管许可范围内,对“南向通”和“北向通”采取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以华夏银行为例,该行以差异化、互补性为基础策略,“北向通”以市场表现较好的固收和固收+产品为主;“南向通”则将侧重引入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中资企业美元债作为投资标的的产品。

对于“跨境理财通”后续表现,管涛对《财经》记者分析,从收益率角度来看,由于内地理财产品收益率普遍高于港澳银行理财,而“跨境理财通”合资格产品可投范围为中低风险产品,香港高风险高收益产品的优势无法发挥,试点初期可能出现“北热南冷”的局面。

宋佐军则认为,参考过去“港股通”和基金互认的市场反应,预计“跨境理财通”也会经历一个投资者教育、市场培育、逐渐成长的过程。“‘跨境理财通’的市场反应与三地客户对市场的了解度、客户开户体验、产品丰富程度相关,预计随着‘跨境理财通’的试点推广,市场或许会逐步加温。”

资本账户开放新途

“跨境理财通”的诞生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密不可分。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有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跨境交易,不断丰富投资产品类别和投资渠道,建立资金和产品互通机制。”次年5月,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购买对方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2021年9月,《实施细则》生效,“跨境理财通”成功落地。

“跨境理财通”是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涵,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的新举措,更是大湾区金融发展的一项里程碑事件,”邱亦霖告诉《财经》记者,“从长远来看,有利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促进国家金融发展和市场对外开放。”

另一方面,“跨境理财通”意义超越了大湾区建设本身。

《实施细则》显示,“跨境理财通”将业务统一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资金兑换在离岸市场完成。也因为资金结算均使用人民币,所以不涉及占用个人换汇名额。对此,管涛认为,从支付功能角度来说,“跨境理财通”将扩大人民币跨境收付规模,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里的市场份额,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他也指出,从金融功能来看,由于香港市场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理财产品有限,预计“南向通”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不大。

此外,理财通对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意义也为业内人士所广泛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跨境理财通”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在香港先行先试的体现。“它其实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一种新尝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外汇短缺,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1996年起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转向推动资本账户可兑换。“现在中国资本账户直接投资项下,无论流入流出基本都放开了,总体上属于基本可兑换”,管涛告诉《财经》记者,“剩下要开放的‘深水区’,就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从早期的QFII、QDII到“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基金互认,直至当前的“跨境理财通”,都是不同时期资本账户证券投资项下对外开放的尝试。

不同之处在于,“跨境理财通”是针对个人投资者的互联互通机制。“理财通的突破性在于提供一条正式和便捷的渠道,首次允许零售投资者直接跨境开设和操作投资户口,有更大的自主度去选择理财产品。”香港金管局副局长余伟文指出。在邱亦霖看来,这正好体现了金融市场“先机构投资者,后散户投资者”的开放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往往涉及到对跨境金融风险的讨论。“跨境理财通”试点机制对于防控跨境金融风险已有严密安排。据苏赟介绍,无论是“北向通”,还是“南向通”,投资者在购买投资产品时均需在投资产品购买地开立投资户、在资金汇出地开立汇款户。对投资户与汇款户之间建立资金闭环汇划关系,加之对跨境资金实行总额度和单个投资者额度管理,能够有效地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各方期待扩容

“跨境理财通可以没有限制投资港股吗?”访谈过程中,多位大湾区内地居民向《财经》记者发问。在他们看来,跨境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配置海外的股票,而“跨境理财通”将投资范围限定在中、低风险产品,无法满足其更高的投资需求。

香港基金公会此前曾对1036名25岁或以上的大湾区内地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内地居民期望投资香港基金产品每年回报中位数为13%,而最大可承受亏损幅度则为8%。“投资者回报偏好较倾向中风险至高风险产品,13%的预期回报接近环球股票组合的风险水平,属于中高风险水平。”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邹建雄表示,“考虑到跨境理财通在推出初阶段主要以中低风险产品为主,对于内地投资者而言,在期望投资回报上可能会有一定落差。”

事实上,前述《报告》显示,深粤个人受访者最希望投资的港澳金融产品是股票。并且,粤港澳三地受访者均期待沪深港通进一步便利,其中,近60%的深粤个人受访者期待扩大标的股票范围,而港澳个人受访者群期望扩大标的股票范围的比例约为50%。

投资者周任对《财经》记者直言,“跨境理财通”的核心是理财,理财就要看收益率,而内地各类资管产品类型丰富,且收益率不低,因此,“跨境理财通”对他而言吸引力不大。“如果把这个(理财通)改成给我一定额度,让我去香港市场随便投资,比如说可以买股票、涡轮(认股权证,一种风险极高的投资产品)、期权等各种金融衍生品,那对我来讲就非常有意义了。”周任补充道。

必须指出的是,周任的看法不一定具有普遍代表性。据央行广州分行副行长苏赟介绍,《实施细则》的起草是一个响应市场需求、详细研究论证和充分征求意见的过程。据悉,当前内地理财产品收益率对港澳居民有较大吸引力,内地居民也希望多元化配置境外资产,大湾区居民跨境配置理财产品的需求比较强烈。正是围绕这一需求,相关部门提出“跨境理财通”的初步设想。

前述各家银行反馈亦表明,除了关注收益率,大湾区内地投资者亦有分散投资,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刘敏告诉《财经》记者:“港澳市场产品投向较境内而言更为丰富,除了国内还可以投向欧洲、亚太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投资种类更加多元,并且‘南向通’资金可兑换成其它币种进行投资,预计将主要吸引有意尝试全球市场投资的客户参与。”

试点初期设置投资范围、投资限额等规则也与投资者权益保护有关。余伟文指出:“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这将是他们首次‘跨境试水’,做好对投资者的保障就显得尤其重要。”据央行深圳中心支行行长邢毓静介绍,“跨境理财通”试点业务做了设定投资产品风险等级、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和个人投资限额三大制度设计,确保帮助内地投资者把控境外投资风险。

尽管如此,各方已然开始期待“跨境理财通”扩容。

邹建雄曾公开表示,不少内地投资者交易波幅较大的内地股票,相信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但跨境理财通对市场属于新事物,相信随计划愈趋成熟,未来会放宽至中高风险基金产品。

对于投资限额问题,苏赟曾回应,下一步,将根据市场需求和宏观经济形势,适时调整“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总限额和单个投资者限额,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市场的需求。

“参照以往跨境投资试点计划的推行经验,内地监管机构在放宽产品范围、提高投资额度方面将会审慎推进,具体进展取决于机制启动后运行的情况,例如额度使用、市场和投资者的反应等。”陈庆耀亦对《财经》记者坦言:“希望随着‘跨境理财通’的平稳开展,能逐步拓宽北向通及南向通的产品范围;并适度放宽港澳居民在内地投资限制以及投资额度限制,逐步提升双向投资规模。”

不过,邱亦霖指出,金融市场的开放需分步骤、分阶段稳慎推进。管涛亦提醒,资本项目的进一步甚至加速开放需坚持稳慎推进的原则,在汇率尚未市场化的情况下,开放步伐过快可能导致较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从而给汇率管理带来压力。对于开放的节奏,他建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领域开放快了,改革慢了,那么开放的步伐就要慢一点;有些领域改革已经到位了,那么开放就可以快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任为化名。

《财经》记者陈洪杰、严沁雯,实习生吴家奇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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