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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陌生人
城市中的陌生人 更新时间:2011-3-20 10:36:27 启越
“市政中心除了那些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他们除了那儿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的郊区连锁店的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这段文字是简・雅各布斯在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对美国城市及建设提出的质问。而如今,这质问同样适用于中国城市规划――我们为何修建地铁,我们为何移走80年树龄的梧桐树?
南京的“保护梧桐树”活动已经成为一起社会公共事件。与以往事件官民紧张对立不同的是,这次官民互动倒还顺畅,民众在微博上呼吁,政府也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回应,强调是移植而非砍伐;市民在梧桐树上系上绿丝带,而政府的官员也真诚地表态,要用尊重生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棵树的移植和养护工作。即使地球人都知道,这种移植的成活率非常低。
在此次事件中,政府的姿态可谓从谏如流,甚至在公众的呼声下修改了地铁的设计方案,从而少移了数百棵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地铁与梧桐树并非“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和谐存在的解决方案就如同鲁迅先生说时间一样,挤挤总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官员在事先就没有考虑到呢?
被移植的不仅仅是南京人的梧桐树,而是在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背景下,每个人心中的梧桐树――城市的共同记忆。因为城市化,我们没有了城墙、胡同、弄堂等等。就拿南京来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南京主城2万多棵梧桐树减少到只有3000多棵,如今又因修建地铁,所剩不多的梧桐树又要被移植。可以预见的是,不久后的未来,南京主城区将难见梧桐树遮日的绿荫道。
梧桐树被移植后,我们得到了什么?与整体风格格格不入的后现代式建筑,山寨版的商业城,造价昂贵的城市中心广场,却没有遮阳伞,没有休闲坐椅,也没有人。我们的城市千城一面,没有了自己独特的记忆。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我们失去了记忆,城市也失去了灵魂。流沙河曾为成都叫魂,又岂止是成都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胡同、弄堂、梧桐树道的生活?这个城市规划谁做主?至少不是民众。否则对于城市记忆的维护,为什么没有事前的民意征询,一直到成为全国热门话题,甚至惊动了台湾同胞,才有政府的民意沟通和新方案的修订。我们的城市主政者脑海中只有地铁、第一高楼、GDP,梧桐树、弄堂、胡同不是记忆,而是阻碍城市进入现代化、影响地价上涨的破旧障碍。
这是当下中国行政造城的现实。主政者从不停下来想想居住在城市中人的感受,他们甚至有强烈的“父爱”情结:“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对不住市民。对这座城市负责,我就必须这样做”。
雅各布斯曾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街道空间的安全感。她观察到,传统街坊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居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她因此主张城市规划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但正是在这种 “负责任”的驱动下,城市之间原有的联系被割裂了。我们从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在城市中也失去了安全感。我们是城市中的陌生人,这个城市也变成了“他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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